“……你假定你是个女孩，用你们姑娘们的称呼，是个‘窃窕淑女’……又假定你被一个下流的暴徒强奸了。
那么你是处女呢？还是不是处女？”
黛玛拉答道：
“你问的全是废话。当然不是处女。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整个’的啦！”
可是玛格达琳即提出了惊人的见解：
“不过，若是在上帝面前或在一个好丈夫的面前，他知道、了解一切——甚或在你自己面前——你是创破不全的呢，还是清白的呢？”
“这样当然是清白的。”黛玛拉说。
了是，玛格达琳的结论来了：
“我的情形正是这样的。”
这等’于说玛格达琳深信她在精神上仍是道道地地的处女，尽管她整天接客、整天性交！
读者不要以为玛格达琳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个人的一个朋友就曾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军中乐园里，碰到过有着玛格达琳类似观念的小神女，她是客家人，那时候二十六岁。为了每月送五百块钱给她的未婚夫，特地跑来卖身。她不觉得这样会影响她的婚后幸福，她也不在乎别人骂她，你可说她“廉耻道丧”、说她“气节荡然”，说她什么都可以，她反正说她自己是处女！她和玛格达琳不同的是：她是为帮助未婚夫而下海；玛格达琳却是为献身革命事业而上床。
以东方精神文明自豪的中国人：请看这是何等的精神文明！这种不考虑肉体条件，纯粹在精神上解脱开展的人生观，正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比起被拉一下腕就要砍掉一只手的文明，更来得“形而上”。所以，套一句孔夫子的话，这才正是——
“处女远乎哉！我欲处女，斯处女至矣！” 论“处女膜整形”的荒谬
写到这里，我们已接触到核心的结论：
一、女人被强奸也好、被调戏也罢、被流言所害也罢，都不必自杀或自毁；二、这不涉及羞辱的问题；三、于她的贞操，根本不发生丧失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来重看“处女膜整形”的现象，就发现很可笑了：以“处女膜整形”为号召的密医们，他们妄想“修补”处女膜，使它“童贞回复”，目的在用一点表皮的连接手术，使被修补者能重新“落红殷褥”或“流丹浃席”，从而满足对方的“处女癖”，使对方在欢畅之后，浩然有“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之叹，诸君试想，这是多可笑的作伪举动！
这种作伪，对中国的“处女迷信家”说来，常常是要上当的。因为在过去，科学技术的运用，还嘉惠不到处女膜，许多女人为了骗老公，只好偷偷把鱼缥中装了血，放在要害，在黑暗中老公色急求试，只顾销魂，当然不疑有“他”，于是在仓皇之间，稳稳的戴上了绿帽子。今天在台湾的花街柳巷中，还有数不尽的逐红老公，不惜以一两千元以上的破身钱，买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其实他买到了什么？真正的处女的贞操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们买到的不是密医手术下的杰作，就已算是狗运当头了。
以前我读六百多年前的一本老书——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里面记柬埔寨的“阵毯”风俗，由僧道来把女孩子“去其童身”；现在我环顾六百多年后报纸上这些“复其童身”的各种广告，我真要惊讶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更惊讶在现代化的中国，竟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但是当我把这种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探源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惊讶。我只是在心头抑止不住一种叫喊，要我向这个社会呼吁：
“任何不幸的女人不必再悲叹她们的不幸。如果她不能逃脱丑恶的现实，那她至少也不必有玉玷花残的幽伤。须知同床可以异梦，恨海并不难填。在处女膜问题上，实在有发挥纯粹唯心思想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必要。到那时候，王阳明先生如重新活过来，他不会再说‘满街人都是圣人’了，他会改口说——‘满街人都是处女！’”
-------------〔注一〕参看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八《如梦令）：“一人娶妻无元，袁可潜赠之《如梦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白绢就是用来沾“元红”
的，没有“元红”，就要被词客嘲笑。
〔注二〕参看《金史》卷八十二《萧仲恭传》。萧仲恭的儿子萧珙，是礼部侍郎，一女孩子名耶律弥勒，是萧珙的小姨子，金朝的海陵帝要把她纳为妃，“使珙自汴取之，还过燕，是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不类处子，窃忧之曰：‘上多猜疑，珙其祸及矣！’”弥勒入宫，海陵帝一试，果然大发雷霆，半夜三更就把萧珙找来，大骂一顿，并且立刻撤职，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注三〕方苞《高节妇传》里记高节妇十六岁开始守寡，守到了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这恐怕是历史上最高纪录了，真可说是“守寡大王”。
〔注四〕还有一种烈妇，根本不管儿女或公婆，自己先一死了之，戴名世《南山集》中的《李烈妇传》．记李烈妇丈夫死后，塾师劝她“汝尚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责皆在汝，奈何殉硁硁之节，而昧孝慈之义乎？”
可是她根本不听，还是自杀了。
〔注五〕《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中，有这样的文献：
一、“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节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于贞节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作他的妻，终身不可休她；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节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二、“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于，女子叫喊并无人救她。”
三、“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日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
三段旧文献，有的比中国开明（如二），有的跟中国类似（如一、三），有比中国还别出心裁（如用石头打死女人）。
-----------〔后记〕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星》第六十二号（一九六三年十月——日台北出版）。
一、七天后，十月七日，在冈山的读者骆梵先生寄了一条剪报给我，说是“愚民政策的证据之一”，“在矫砌的语意下，仍不难窥测其精义所在……相信它较您在《论“处女膜整形”》文中引用的读者投书更有价值些。”骆先生的剪报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华日报》南部版中的“每日谈”，原文如下：
万吨级轮船“海张”号在澎海失事，船与人全无踪影，是近年来最意外的大海难事件。而其尾声的摇曳亦极尽哀伤：那是该轮三一副祁英之妻陈云利于招商局发放抚恤金之日，本月十五日早晨服安眠药自尽殉夫。曾有遗书述其志节。
祁夫人原可于当日领得近三十万元的恤金，未来生活不虞匾乏。如念“死者已矣”，节哀顺变，则有此巨款可过其优裕的日子，可是，她苦念亡夫，忠于所爱，终以身殉，至于身外之物，更无足索其衷怀了。在此举世滔滔之日，这种坚贞悲壮的志节，实至为难能而可贵。是其人虽已死，而其事则可颂扬。
自杀是愚蠢的行为。因而颇有人持此以论祁夫人，说是：与其殉身于丈夫，何如献身于社会？如再能运用恤金从事慈善事业，岂不懿哉！今乃计不及此，遽抛宝贵的生命，未免“愚”得可叹可惜。
这自是一篇道理。可是这道理以这劝勉众人，自无不可；如以之责于死者，那就不近人情了。试思：鸳鸯失侣，月黯星沉，当之者肝摧肠断，尚有何心以自谋？为其所爱，忠于所志，不顾生命，无视财富繁华，慨然就死，是士大夫之所难能，奈何尚有憾于一个妇人？
我们当然不赞同“自杀”作为解脱人生愁苦的手段，亦无意鼓励妇人殉节，更非有憾于夫死而不守志者，但却深深认为像祁夫人的这种志行，应足千秋，诚宜共致褒颂，断不可以“愚”视之。应知：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其取义成仁，皆发端于这一“愚”字。此所谓“愚”，实便是“至情至性”。至于自以为聪明之辈，节与品、守与为，固都不萦于怀；生死义利的关头，更难期其无违于道了。此亦所以人人都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却自古便有“艰难唯一死”之叹了！
二、另外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中央日报》中，抄出这样一段“社会服务”中的“法律问答”，怪好玩的：
新娘不是处女并非离婚条件（张文伯律师答）
张如雪问：敝乡青年，多为婚后苦恼，兹提出疑问四则，至祈予以答复：
一、婚后发觉新妇已非处女，不悉可能为提出离婚之理由？如可能由法律解决，应如何办理？
二、不到法定年龄而已结婚者，可否提出离婚？
三、重婚罪，系何等处分？
四、脱离家庭关系后，能否不负结婚的责任（就是说能否连同妻室一并脱离）？
答：
一、此系婚姻成立前业已存在之事由，如未于结婚前，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七款解除婚约，即难于结婚后据为离婚之理由。
二、如结婚时起迄现时止，男方仍未满十八岁，女方仍未满十六岁之足龄，而女方又未怀胎时，可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九条，由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请求撤销之，不得提出离婚。
三、依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仅有家属请求与家分离及家长令家属由家分离两项办法，并无脱离家庭即可不负结婚责任之规定。
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的台北《民族晚报》上，有一条消息，亦颇“可观”：
教员遭强暴服毒自杀死 遗书指为教导所污
〔本报高雄旗山今午电话〕高雄县内门乡木栅国民学校代课女教员郭瑞銮，为该校教导主任林晋辉带到高雄去玩，在旅社中乘机将其强奸，乃于昨晚十一时含愤服毒自杀身死，死者家属从遗书中获悉内情后，即向旗山警察局提出告诉。
死者郭瑞銮（十九岁，旗山人）于自杀时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她舅父，另一封便是给木栅国校教导主任林晋辉（四十一岁，旗山人）。她在给林之遗书中说：他们在高雄发生这件事后，使她很感羞耻，因为他们目前都为人师表，现在她死了，既然身体被他占有过，现在死了也是他们林家的鬼。现全案由旗山警察分局办理。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希望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用四千字的篇幅，给一九六四年元旦特刊写篇谈中国思想趋势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的困难是：这样复杂繁重的问题，用四千字的简略讨论，最容易流为空泛，流为推理中简单公式的谬误（fallacy of tabloid formula）。
在这种可能的空泛和谬误面前，我仍愿做一次尝试。我希望我能在复杂繁重的思想戈登结（Gordian Knot）上，砍下一刀。并且就凭这一刀，劈开中国思想的“核”。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揭晓，我们的上一代已陆续偿付了重大的首先，他们从“万国衣冠拜冕旈”的陶醉中惊醒。然后，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奇技淫巧”：戴起了眼镜，挂上了闹钟；进一步，他们很不愿意的说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在义和团的热血凝固以后，在洋鬼子的“文化侵略”生根发芽以后，我们的上一代退守到最后的马奇诺，在这条防线的壕沟里，他们用美援做营养，高谈民族文化的精英。
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 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事实上，孟子口里的“性”，并不是孔子口里的“性”；程颢口里的“仁”，也不是孔子口里的“仁”；康长素（有为）口里的“素王”，更不该属于孔子的，孔子生前死后都整天吃荤，哪里还是什么“素王”？康长素自己“长素”，才真正是“素王”。
所以，“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 非孔系统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在二重人格之下，便出现了一种“非孔系统”。“非”并不是反对；（哪里敢？）而是假戏唱多了，太闷了，只好另谋出路，求点发泄和补偿。所以，古代朱子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现代朱子也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某省主席的女儿，先好后娶。更好玩的例子是清朝的袁子才，他白天顶着孔孟的帽子写文章，晚上却著他的鬼书《子不语》。《子不语》者，圣人孔子所不语之事也！
这样说来，“非孔系统”里的人，可说大部分又全是“泛孔系统”里的人（甚至包括孔子本人在内）。 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略——编者）
在这些旧时代的渣滓的壅塞下、在这些旧时代的逆流的威胁下，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一定要彻底认清什么是我们中国思想的趋势和取向，什么是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
有些以新儒家自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这个答案是“泛孔思想”的复兴，他们认为“泛孔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和传统，这种因子和传统，可以配上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齐做为反共和建国的工具。我认为这种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略——编者）在新时代中，一切中国旧时代的产品，不论是上面所说的那一系统，都不能配合现代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即使它们有的还很“完好”，可是却统统装不上现代的机器。它们只好送进了博物院。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Operational meaning）、没有认知的思想（Cognitivethinking）、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新年来了！“一年之计”的日子也来了！朋友们．你选择的时候到了！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是《自立晚报》的社长叶明勋先生拉我写的。（《自立晚报》“新岁献言”略一一编者）
文化论战的尾巴
文化论战发生以后十个月，我曾在《十三年和十三月》里写道：
做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
在我写这九十一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生怕事实的演变会把我的“深信”弃置为“预言”——甚至是算命先生式的预言。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因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地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
一九六四年六月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