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刑部狱相对的，其实另一座监狱也形成了，那就是瀛台。瀛台是中南海湖中的一个小岛。瀛台从明朝以来，便盖有宫殿厅堂，到了清朝，由名建筑师样子雷根据中国蓬莱等仙山的传说，把它变成人间仙境似的造型，但是，现在这一人间仙境，却变成了人间最豪华的监狱——光绪皇帝被囚在这里，这里，几百年来，曾有历代皇帝的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但是现在啊，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青年皇帝孤零零在假山怪石旁边，流连而不能再返。虽然他已经无异囚犯，但用他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却依旧以假乱真。先是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初九，厉行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把谭嗣同等六个人“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紧接着这道革职抓人的命令，两天后，九月二十六日，旧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但形式上只“严刑审讯”了一整天，九月二十人日，旧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这样的第三道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在这命令还没公布的清早，刑部监上下已忙做一团，开始“套车”了。
“套车”是把死刑犯送上刑场前的外部动作，把囚车套在骡马身上，准备出发。在南所禁子牢头呼喝套车的嘈杂里，张荫桓叫住走道的狱卒，轻松地低声间：“八个人抓进来，有没有留下一两个呀？”狱卒说：“听说留下杨深秀和康广仁。”接着听到外面套六车的声音。他心里想：“这回老太太真算账了，我就走一趟吧，反正活过了花甲之年了，死就死吧！”
正在张荫桓静坐待死的时候，远处的牢门一个个开了，嘈杂的声音混成一团，可是，人声并没有近逼到这南所末监来——他居然侥幸的死里逃生了。
开的牢门共六间，分别提出来的，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
刑部狱源自前朝的“诏狱”，俗称“天牢”，几百年来，累积了它不少的规矩。规矩中南所、北所两座，东西各有两道角门，犯人释放或过堂，走东角门；犯人执行死刑，走西角门。刘光第被捕时，正是刑部的大官，他知道规矩，一出这门，就是死路，六个人中，他最清楚死刑的作业，如今他亲身来试法了，他感到尖锐的对比与荒谬。
按照通常的称呼，衙门除中间的正门外，左为青龙门、右龙白虎门，白虎门平常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把犯人押赴刑场前才走这道门。通常的规矩是行刑前提犯人，或骗他说要开庭——过堂，或说有家人来看你了——面会，犯人一走出牢房外的二门，狱吏从他后面突然用力一推，大喊一声：“交！”藏在二门两旁的另一批家伙就一拥而上，抓辫子的抓辫子、提脚镣的提脚镣、挟持左右臂的挟持左右臂，一起大喊：“得了！”就蜂拥疾驰，像抬猪一样的把犯人抬到大堂阶下，强迫跪在那儿，由原来抓犯人的差官手执提牌，念念有词滚瓜烂熟的向堂上报告。由堂上略问姓名、年纪、籍贯，完成“验明正身”手续后，告以你已死刑定漱，现在立刻就要执行。然后下令“堂绑”，并用红笔在斩犯标上标朱。一点、一勾后，顺势把朱笔朝前面地上一丢。传说用这支毛笔可以治疟疾，于是大家一阵乱抢。
“堂绑”是一门大学问，堂上一声令下，手下就在犯人身后，手持衣领，往下一撕，把裂开的上衣从两肩向下拉，这时挟持左右臂的就开始向后扭胳臂，如遇到强悍的犯人反抗，狱吏就把随身携带的小铁锤，在犯人肩胛骨上一敲，两臂立刻松软，要怎么绑就怎么绑了。标准绑法是五花大绑。用绳子从头套上，将绳子两头从左右分开，再交互一抽，就拉紧了，再将两头捆在犯人反背的交叉手腕上，从手腕上再绕过拇指与食指之间，最后打结。这种绑人方法，牢固无比。一经五花大绑后，就给犯人最后吃顿酒肉。所谓酒肉，肉是用篾签插三块生肉，在犯人嘴唇上一擦，表示给你吃了；酒是一大碗，拿着给你喝了，有时候，把樟脑放在酒内，喝了可以昏迷，痛苦自然减少。当然，放樟脑是要暗中给好处才有此优待的。酒肉完毕了，把犯人放在篮里，两人一抬，就出了白虎门。
刘光第他们六个人除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外．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官，所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比较客气。只是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骡车上有木笼，人放进去，头却伸出外面，远看起来，头像是笼盖上的圆把手。
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几百个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菜市口。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从官宦仕绅到贩夫走卒，过卢沟桥，进广安门，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菜市口从六百年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一位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当他从狱中走到刑场时候，态度庄严而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元朝统治者把这位只有四十六岁的宋朝丞相在闹市杀死，是一种成全，因为这样“刑人于市”．对殉道者而言，倒是一种宣传和身教。中国人民，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后来，一座“文丞相祠”就这样盖了起来。
菜市口最精华的所在是丁字路口上，从两行翠绿的槐树北望，就是巍峨的宣武门，更是皇权的象征。高高在上讲究“刑人于市”的帝王看中了它，把它当作杀人示众的好地方。在热闹的路口杀人立威，可以达到“与众弃之”的效果。在这种作用下，菜市口是刑场中的闹市，也是闹市中的刑场、因为在行刑时候，总是就地取材，并没严格的划分市与场。路北的那家西鹤年堂，就是就地取材的一个。西鹤年堂是几百年来的老药铺，传说它的匾还是明朝宰相严嵩写的。每到行刑时候，西鹤年堂旁边就要搭上个棚，棚下放着一张长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锡笔架，上面插着朱笔，给监斩官使用。
监斩官一般是戎服佩刀、骑着大马、气势汹汹地带着决囚队，鸣锣开道，直奔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着他，刽子手也跟着，其中刽子手最令人侧目，他们或穿红衣、或打赤膊，手提大刀，面目狰狞。这种人有很好的收入，一般说来，杀一个死刑犯，可得白银三两六，其中高手，一天可杀好几个人。另外还有死刑犯家属给的“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这种“孝敬”，是拜托请以“快刀”减少死刑犯痛苦。按照刽子手的规矩，他们用的是“鬼头刀”。“鬼头刀”在刀柄上，雕一鬼头，刀的前端又宽又重，后面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颈脊骨软门地方，以腕时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头砍下。这种功夫不是无师自通的，也靠祖传或师傅传授，做徒弟的，总是先从天一亮就“推豆腐”——反握“鬼头刀”的刀柄，以腕肘力量，把豆腐推成一块块的薄片；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画上黑线，一条条照线往前推；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放铜钱，最后要练到快速一刀刀朝黑线切，但铜钱却纹风不动，才算功夫。这种“推豆腐”，推得出师以后，还要练习摸猴脖子，摸出猴子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所在，从而推广到人体结构，在砍头时，做到一刀就朝颈椎骨连结处砍下，干净俐落，减少死刑犯痛苦。死刑犯家属给“孝敬”，其理也就在此。否则由生手或熟手故意装生手乱砍一气，死刑犯苦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而死。如刽子手砍头砍得恰到好处——推刀推到喉管已断时就快速收刀，使喉管前面尚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刽子手收放之间，能做到这种功夫，是要得到大”孝敬”的。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身首异处以后，可以买来专家，把头“缝”回去，叫做“缀元”，也算聊慰生者与死者。总之，家属对刽子手的“孝敬”是少不了的，没有这类打点，花样就会层出不穷。即使死刑犯死后，花样也不会中止。例如刽子手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中国人传说，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
不过，这些规矩都是对一般死刑犯用的，碰到死刑犯身分是大臣的时候，就得客气多了。所有的花样都得收起，也不能将死刑犯放了篮子里抬到法场，而要正正式式用骡车护送了。到了法场，甚至有刽子手向“犯官”下跪请安的例子，口呼“请大人归天”以后，方才行刑的。做过大官的，就便是死刑临头、刑上大夫，还是有不少尊严的。
当然，尊严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来自对大臣的尊重，一方面也有赖大臣自己的表现。谭嗣同他们六个人从上骡车以后，所表现的气慨，也就有了等级之分。六个人中，有人表现得激越，有人表现得沉痛，有人表现得不服，有人表现得怯懦，但是，谭嗣同表现的，却是一派从容。
菜市口西鹤年堂旁边的棚子，已经快速搭盖起来，棚下的桌椅文具，也布置得一应俱全。这回走出的监斩官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刚毅，是一级的满洲大员。他下令将犯官们带到，在形式上，一一验明正身，用朱笔勾决，然后按照惯例，朝地下丢下朱笔。这时谭嗣同忽然叫住刚毅，要同他说话。刚毅忌讳死囚临刑前对他说话，他把手一挥，叫左右带下去，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要听。谭嗣同看到这老官僚颟頇尴尬的表情，忍不住好笑，他微笑了一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在刽子手的准备行刑过程中，他又放眼望去，望着天上的浮云，随着浮云，他的思绪快速的闪过。他想到江湖中人，在临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感到也该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种轮回性的。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想到这里，他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一条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法场：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谭嗣同的躯体静静地仰卧在菜市口，他的头颅滚在一旁，血肉模糊。老家人胡理臣，带着另一个老家人罗升和浏阳会馆的长班，一起赶过来，料理善后。先从西鹤年堂要来一盆水，抱起头颅，洗去泥土与血迹。他们含泪望着小主人，小主人的两眼圆睁着，嘴张开着，又像死不瞑目、又像大声疾呼。由于被砍下来半天了，面孔已经开始瘪下去，瘪下乍看是缩小，其实是肿胀的前奏，再过一天，就肿胀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就很难认出本人来了。
老家人们焦急地等棺材到，在下午，棺材抬来了。“缀元”师傅也请来了。师傅把头颅端正的接在颈腔上，用熟练的技巧，在脖子正面左右各连一针，又在背面补上一针，就算完成了归位的手续。大家把尸体抬进棺材里，钉上了棺材盖。老家人点了香，抚棺而跪，磕了头，就由杠房抬起棺材，向西走去。第一个经过的路口就是北半截胡同，胡同南口就是浏阳会馆。老家人胡理臣痛苦地想着：“真没想到我家少爷住的地方，离刑场这么近！”
一行人等再朝西走，越过了一个胡同口，走到了下一个胡同口，开始左转进胡同，走到尽头再右转，一座古庙展现开来。他们在庙门口歇下，胡理臣先进庙里洽办，罗升在斜阳中望着庙门，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法源寺”。
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棺材停在法源寺的后房里，下面用两个长板凳横撑着，正面没有任何文字，是谁的棺材，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老家人们帮着抬棺材、架板凳，忙得满头大汗。胡理臣从腰问掏出一条毛巾，没有擦汗，只用来把棺材擦得干净、仔细，一如几个小时前清洗小主人的血脸。最后，摆上香案，一齐下跪，磕着头，他们终于哭出声来，一一诉说着少爷的苦命与不幸。
在停枢间的门民一位老和尚默默站在那里，他是余法师，旁边站着长大了的普净。他们一言不发，却满面悲戚。不久，他们相偕走开，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旧碑旁边，沉默着。
“普净，”余法师终于开了口，“你看到了，这就是走改良路线者的下场！整整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古碑前面跟我们相识，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终于说动了皇帝，得君行道，联合谭嗣同他们搞起变法维新了。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失败——康有为花了十年心血，只证明一件事，就是谭嗣同用鲜血证明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他们用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结论是，要救中国，只好大家去革命。谭嗣同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这一结论。我老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我看，从今天以后，你还是做离开庙里的准备吧，到天涯、到海角，把自己投身出去，去做一个真的革命党吧！寺庙对真正有佛心的人说来，其实至多只是一个起点和终站，因庙生佛心，因佛心而离开庙，在外救世，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归来，可在庙里终老；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失败，和谭先生一样，可在庙里停灵。不管怎么样、不论哪一种，都比年纪轻轻的就在庙里吃斋念佛敲木鱼来得真实、来得有益。我看，是时候了，你也二十六岁了，你就照师父指示，准备一下吧！”
余法师说着，轻拍着普净的头，普净深憎地望着师父。低下头，一会儿．再抬起头来，咬着嘴唇道：
“我从八岁到庙上来，就一直担心有一天师父会不要我了，十八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从师父口中听到这种话。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师父不要我，而是更要我去做我该去做的事，我就照师父指示，到天涯海角去。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由早到晚照料您老人家了……”
余法师微笑着，又轻拍了普净的头。“普净你看，谭先生死了，他有父亲在堂、有妻子在室。他又由早到晚照料谁呢？在四万万中国同胞前，他一己之私的亲情，一概舍弃，谁也不照料，照料的只是众生。这种心怀，才真正是出家人的心怀。儒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佛门却是’舍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大感情的人是不在意小感情的。”“那么，师父，你为什么三十岁以后才出家？”普净顶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把庙作为起点，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遁入空门．把庙做为终站？”
余法师为之一震。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转了身，对着庙门，没有看普净：“这是你十年前就问过我的问题，我没答复你，只说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一天啊，现在还没到来。我只能告诉你，我从三十岁后出家以来，我一直怀疑法源寺是我的终站，我虽然六十二岁了，人已垂垂老去，可是，我总觉得冥冥中还有一件事在等我去弥补、去续成、去做完，我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那是什么事，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什么事。就是：我不会寿终正寝在这里，法源寺不是我的终站。普净啊，我们在法源寺相会，也会在法源寺相离，就让我们以离为聚吧……”
正在余法师说到这里，从庙门那边，走进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近的时候，其中一个满面虬髯的，一直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余法师，他不友善地盯着余法师看，余法师察觉了，立刻表情有异，低眉不语。两个大汉擦身而过，朝里走去，也连个招呼都不打。普净看在眼里，十分奇怪。
“师父，你好像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对你好像不很友善。”
余法师两眼看地，又抬头看天，轻叹了一声。
“普净，你观察入微，我的确知道他们是谁。那个留大胡子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普净惊叹起来。
“大刀王五。”余法师平静他说，“这位‘关东大侠’现在五十二岁，他整整比我小十岁。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
“师父那么早就认识了大刀王五？”
“那么早。”
“刚才大刀王五显然认出了师父。你们很多年不见了吧？”
“三十多年不见了。”余法师说，“我看，我还是告诉你吧。你一直不知道我当年出家的秘密，如今我们分子在即，我就告诉你吧！”
“大刀王五跟我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这经历，大家都不愿透露的，就是我们都做过‘长毛贼’。所谓‘长毛贼’，是满洲人对太平天国中太平军的称呼。太平天国起义时，号召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风俗、反抗清延政府剃发留辫子的制度，所以就被叫做‘长毛贼’。近五十年前，金田起义时，天玉洪秀全三十六岁、其他各王都三十上下，翼王石达开只有二十岁，当时他们的确有朝气，同甘共苦，有理想、有革命气象，可是，到了打进南京城、打下了中国半壁山河，他们开始腐化了、内斗了，但是其中石达开还是像样子的。他在武汉前方，听说京城里同志内斗武斗，东王杨秀清被杀，特别赶回来挽救革命阵营的分裂，但换得的，却是他自己全家也被杀了。最后他又不见容于洪秀全，他只好出走了，随他出走的有十几万人。他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等省行踪不定，最后败退云南，最后只剩四万残部，在西康抢渡大渡河不成，陷于绝境，不但被穷山恶水包围、也被清军和土人包围。那时我和王五都在他左右，我们没粮食吃，吃野草；野草吃光了，杀战马吃马肉；马肉吃光了，剩下七千人，拼死突围，逃到一个叫老鸦漩的地方，又碰到敌人，不能前进。两天以后，石达开不见了，据说他为了顾全最后七千人的七千条命，自动走到清军里投降了。可是，当我们放下武器，一起投降的时候，清军大开了杀戒，凡千人被杀了、几千人四处逃命。石达开的家属早在南京就被自己人杀光了，但侥幸逃出来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叫石绮湘，人长得漂亮，又会写文章，六年来，跟着部队长征，那时我因为读过书，被石达开看中，替他掌管文案，与绮湘早晚见面，日久也就生情，石达开也有意把我收为女婿，但在整天转战南北的情况里，也不便成婚。石达开在老鸦漩不见了，我们事先都不知情，后来传说，自动走到清军投降的，是一个面目很像石达开的手下，他冒充石达开，替他被清军杀了，而石达开本人，却逃亡了。在清军大开杀戒的时候，我跟绮湘、王五等一百多人，翻山越岭而走，藏在深山里，等待转机，由于处境绝望，很多人主张还是偷渡大渡河。在偷渡前，我们四下探听，来了一个离奇的消息。说一个船夫，一天傍晚搭了一个老先生过河，老先生跟船夫满谈得来。船夫是有心人，感到这位老先生来路不简单，但也不便多问。最后，老先生下船了，回头望着高山流水，感慨他说了一句：‘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就快步消失了。据船夫说，那种快步的动作，全是年轻人的动作。天亮以后，船夫发现船里留下一把伞，伞柄为硬铁所铸，上有‘羽异王府’四个小字，乃恍然大悟，这就是翼王石达开啊！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石达开有这么一把大雨伞。绔湘更是兴奋，坚持要去找这船夫，追踪她父亲的足迹，于是大家一齐出发了。可是在河边，我们中了埋伏，清军一涌而上，我们回身四散逃跑，逃跑中我听到绮湘的叫喊，好像是出了事，但我不顾一切，还是拼命跑，那天夜黑风高，我身体又有病，突发的事件，使我突然勇气全无，竟没有勇气回头去救绮湘。事后听说石达开的女儿被俘了，被清军轮奸而死。虽然我事后自解，说我纵使当时回头救她，也未必救得了她，但以我同她的关系，在乱军中，我实在不该只顾我自己逃命，我实在可耻、实在不原谅我自己、实在没脸见人。于是，我辗转回到北京，固到跟我们余家有点渊源的法源寺，看破红尘，最后做了和尚。如今三十年了，我口想三十年前那一晚上，我直到今天，还是弄不清我当时为什么突然那么胆怯、那么突然间勇气全无。”
“师父到法源寺做和尚的事，玉五他们知道吗？”
“我想他们知道。大家都在北方这么多年，都有头有脸，应该都知道老战友们后来在干什么。不过，我们没有来往——他们认为我应与绮湘同死，他们把我看成苟且偷生之辈，他们看我不起。”
“表面上，师父出了家，玉五他们开了镖局，大家都不再搞革命了。是吗？”
“是吧。”余法师淡淡他说，两眼仍望着庙门以外。他茫然地走向前去，慢慢地，走到了丁香树旁。十年前康有为写的杜甫丁香诗在他嘴边浮起，他的脑海中，千军万马，呼啸而来。这时已近薄暮，但在天边突然起了乌云——纵使在夕阳向晚，天要变，也不会等待夕阳的。
两年以后，一九○○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向晚时分。
一个人坐在孤岛的水边，也不等待夕阳。他年纪轻轻的，却满脸病容，有什么夕阳可等待呢？他自己就是夕阳！
今天又是七月二十日了，他心里想。整整两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把内阁候补侍读、刑部后补主事、内阁候补中书、江苏候补知府四个小官，攫升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那时正是维新变法如火如茶的日子，可是，一切昙花一现，他们四个人，上任不过二十四天，就连同另外两位，横尸法场了。他自己变成了傀儡皇帝。最令人气愤的，杀他们六个人的上谕，竟然还是用他的名义发出的。他还背得出那种官样文章。上谕中说这六个人“革职拿交刑部讯究”后，“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好党，均已明正典刑”。这就是说，皇帝“熟思审处”以后，已认定他们“情节较重，难逃法网”了，所以，为了怕耽误了杀人时间，另生变化，就先杀人了。这种命令，证明了想杀人的人，可以无须遵守皇帝自己订的法律。按照大清的法律，执行死刑，要经过”斩监候”或“斩立决”的程序，“斩监候”是把犯人关到秋天，到秋天再奏到朝廷，没有斟酌余地的就批准秋决；有斟酌余地的就兔他一死，或者来个缓决，到第二年秋天再说。至于“斩立决”。那就不要等秋天，只要等到复文一到，就可以杀人。管杀人关人的是刑部、管纠察的是都察院，判死刑要另得大理寺复文。所以依照法律程序，杀人不可能这么炔，不可能快到头天审、第二天就杀。如今皇帝一道命令，公然表示“未俟复奏”就把人杀了，这叫什么皇帝！
他又回想着：那六天内四道命令，条条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来的，形式上，是皇帝来杀这一周前还和他在一起维新变法的人，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嘲弄我自己是昏君……
他坐在水边，思绪飘浮着，一如水面上的浮萍。但是，谁又配跟浮萍比呢？浮萍还是有根的，而我这皇帝呢，却囚居在小岛上，连根都给拔了。
蓦然间，远处传来了炮声。怎么会有炮声，他纳闷着。他不会向看守他的太监去查间，因为问也白问，什么都问不到，这些太监都是皇太后贴身的死党，一切都被交代得守口如瓶。正在他对炮声疑惑的时候，他发觉背后已经站了四个人，他转过身去，四个穿民间便服的人下了跪，为首的却是李莲英。
“皇上吉祥！”李莲英用尖锐的喉音致意着，“好久没来向皇上请安了，请皇上恕罪。”说着，他磕了头。其他三个也跟着磕了头。
“起来，你们怎么都穿着这种老百姓的衣服？”皇上问。
“不瞒皇上说，”李莲英报告着，“外面出了事。从去年以来，民间出了义和团，他们拜神以后可以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他们说：‘不穿洋布、不用洋火、……兴大清，灭洋教。’到处杀洋人、杀信洋教的、烧教堂、烧火车，刚毅等满朝文武信了他们、老佛爷也信了他们，害得洋人搞八国联军，现在已经杀到北京城来了，义和团根本就抵挡不住了。老佛爷下令接皇上一起逃走，现在我们就是来接皇上。请皇上立刻进来换衣服吧！趁着兵荒马乱，化装成难民，还来得及走，再迟就来不及啦！”
光绪皇帝脱下了龙袍，改穿了黑色长衫、蓝布裤子。跟他们直奔宫外，转上了骡车，在慌乱中他频频问：
“珍妃呢？珍妃在哪里？”
“车在前面。”李莲英手一指，“女眷们都跟老佛爷在一起，随后就来！”李莲英答应着。“皇上先待在这儿。我去接她们！”说着，就朝前走去。
“我跟你一起走！我要先向皇太后请安。”光绪皇帝喊了一声。随即下了骡车，跟李莲英和众太监飞奔到宫里。他们赶到贞顺门，正看到前面一堆人，在拥簇着什么，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哀呼。他们赶上去，正看到珍妃被太监推到井边，光绪皇帝大叫着奔上去，可是，太迟了，哀呼的嘶喊在快速减弱，扑通的水声从深井传出，太监们抢先抓住皇上，在离井十步远的地方，被太监拖倒在地。
一个乡村农妇打扮的老女人站在贞顺门边，被一堆化了装的男女拥簇着，他们都吓呆了。老女人若无其事，她把双手上下交互错打了一下，冷冷他说：“把皇上拉起来，咱们走吧！”
一行人等，狼狈地上了路，什么都来不及带，也无法带、不敢带。走了几百里路，全无人烟。口渴了，走到井边，不是没有打水的桶，就是井里浮着人头。直走到察哈尔的怀来，才算得到补给。此后从察哈尔到山西、到河南、到陕西，两个月下来，终于到了西安。
出走十七个月后，乱局平静了。中国向八国道歉、惩凶、赔款。赔款总额是四万万五千万两，而当时中国有囚万万五千万人，正好每个百姓平均要赔一两，相当于中国五年的总收入。中国老百姓为昏庸狠毒的皇太后又戴了重枷，可是重枷又岂限于赔给洋人吗？十六个月前，皇太后自北京出走时，身无长物；十六个月后从西安回来时，袋载箱笼的车马却高达三千辆，车队绵延七百里（二百五十英里），兴高采烈，不似战败归来，而像迎神赛会。最后一段路，从正定回北京一段，坐的还是火车——皇太后终于向西方文化搭载了。二十一辆火车，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六年以后，一九0八年，光绪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旧历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岁的西太后终于死去但在她死前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却神秘的先死了，是毒杀？是巧合？只有埋在豪华坟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这座豪华坟墓叶‘东陵”，距离北京九十英里，是花了八百万两盖成的，治丧费用又花了一百五十万两，总数接近了一千万两。在她统治的四十七年岁月里，中国人民为她花了无数的钱，最后的一千万两丧葬之资，可说是大家最愿意花的。当她的金棺材被抬出北京城门的时候，一百二十名杠夫都挤不出去了，减到八十四个人，才得脱棺而出。从此，北京城消逝了她的余晖，夕阳没落了，大清帝国也榨干了。三年以后，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
西太后的死去，却使某一些人“复活”了。光绪皇帝的另一位妃子——瑾妃，是珍妃的亲姐姐，为她修死的妹妹立了一个牌位，挂上“贞筠劲草”的匾额，以为追念与哀思。那恐怖的中，早被人叫做“珍妃井”，在井边上用铁条贯穿石柱，封起来了，上面还盏了厚厚的木块，一眼望去，倍觉阴森与凄凉。
另一个“复活”的人是张荫桓。在他被捕以后，由于他实际负责外交多年，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上做过特使，最后由英国公使、日本公使出面表达了严重关切。西太后顾忌了，乃用由光绪皇帝名义发出上谕，说张荫桓”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但以此人“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柬”。于是，张荫桓戏剧性的死里逃生，以犯官身分，由刑部移交兵部，遣戍塞外。他颇有玩世的气派，路上还轻松得很，向人说：“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可是，好景不常、坏景失常，两年以后，义和团扶清灭洋开始了，西太后不买外国人的账了，一个电报打到新疆，下令把张荫桓“就地正法”。封疆大吏通知了他，他神色镇定，临刑前。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到刑场，最后对刽子手一笑，说：“爽快些！”就从容死了。一年以后，清朝政府跟八国和议，外国人认为张荫桓死得冤枉，西太后又顾忌了，再用光绪皇帝名义，把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为了敦睦邦交而使张荫桓死后又做上原官，“老太太”的脸面也丢尽了。
“老太太”从排外到媚外，只在她一念之间，但一念之转。却害得多少人枉死了。
“老大太”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乍看起来，所向无敌，但她的本领，只是擅长内斗，斗中国自己人，碰到外国人，却显得无知而幼稚。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极致，就表现在她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上。义和团是本土文化、乡土文化的产物，它是民间低级宗教的一支，由神秘信仰到秘密组织，最后发展成公开的民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布、腰扎同样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肚兜。肚兜上绣着《易经》八卦中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本位文化，并且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剑可以抵御洋枪洋炮，他们的道具是引魂幡、浑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等，顾名思义，妖妄可知；他们的偶像是玉皇大帝、洪钩老祖、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二郎神、哪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姜大公、关公、张翼德、赵子龙、托塔天王、尉迟恭、秦叔宝、黄三太、黄无霸、杨香武等等小说、戏曲人物，唯一水平以上的，只是一个李太白！他们的入团仪式是乩童式的，从拳打脚踢到口吐白沫、从跳跃晕倒到念念有词，都一应俱全。所念的咒语大多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之类，并口耳相传，功夫极处，可以由大师兄把手一指，洋人的住处，就可被天火侥光……
无知而迷信的西太后竟相信了他们，他们串连到北京城。在西太后文化大乱命的带头下，在首善之区展开了首恶，杀人放火，疯狂的排外。他们见到西药房都要烧，结果引来四千家商店住宅被波及，还不准救火。不过，他们的本领只是对付中国人而已，本领施之于洋人，就力有来逮。他们的口号是：
神助拳。
义和国，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真欺天，
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
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
请细观：
鬼子眼珠都发蓝……
神发怒，
佛发愤，
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
一篇咒语是真言。
升黄表，
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
仙下山。
扶助大清来练拳。
不用兵，
只用团。
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
拔电杆，
海中去翻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
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但是，口号归口号，真正使出的功夫，却连洋鬼子的使馆区东交民巷都攻不下，东交民巷的洋兵不过四百人，义和团围攻了两个月，可是都攻不下来，一旦成千上万的八国联军从海外打来，抵御洋人的本领与后果，也就可知。但是，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自己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六个全杀。到于他们认为信了洋教（天主教等）的，更在必杀之列。他们把洋人叫做“大毛子”、信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的叫“三毛子”，杀不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却不愁缺货，一经认定，砍杀、支解、腰斩、炮烹、活埋……样样都有。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的妇女，被头上脚下式活埋，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不过，认定谁是“二毛子”、”三毛子”，标准却是很宽的，有时候，为了彰显成绩，他们会大抓农民，一抓就上百男女，一律砍头，农民在法场号叫哭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杀的……
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人的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上的乡上的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中国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的低层文化窜升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窜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窜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在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了、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地人头落地，不止通衙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就传出这么一个。
一夭傍晚，几十个义和团分子追杀一个黑袍大汉，大汉已经负了伤，他闪进法源寺，庙门也就关起。义和团们赶到，他们不尊重什么庙堂，费了一阵工夫，强行打开了庙门，推开和尚们冲进去，只见那黑袍大汉正伏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他们冲上去，乱刀齐下，砍死黑袍大汉，然后呼啸而去。黑衣大汉是谁，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不明。
但是，后续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据事后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个黑衣大汉，听说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但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仍不明。
直到十三年后，一个来自南方的行脚僧——“八指头陀”住在法源寺，在问及当年当家和尚余法师的下落时候，由于八指头陀出家时，曾经“燃二指供佛”，自烧指头的牺牲精神南北驰名，大家佩服他、相信他，才在当年法源寺目击和尚的口里，得到真相。原来自从谭嗣同的灵柩移到法源寺后，余法师就把普净“赶走”了，他不要普净再和他一样的当和尚。普净走后，余法师自己也行踪神秘起来了，听说他参加了援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谭嗣同死前嘱托大刀王五代为执行的。由于清廷政府保护的严密，行动失败了。但余法师跟镖局里的人物，仍旧保持联系。两年后，义和团在北京大串连，闹得天翻地覆，听说大刀王五想混水摸鱼，摸出光绪皇帝，重新完成对死友谭嗣同的嘱托。可是，不知怎么惹来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庙里，余法师一边叫和尚们聚在大门前与义和团尽量拖时间，一边单独跟王五在一块儿。后来大门前和尚拦不住，义和团一拥而入在大雄宝殿前，砍死了黑袍大汉。义和团走后，大家才发现，穿黑袍被砍死的，竟是余法师！而王五呢，早被换成了和尚衣服，奄奄一息。大家极力抢救。可是，没用了，三个小时后，王五也死了。王五死前只断续留了一句话：“我错怪了余法师三十多年。如果可能，愿和他埋在一起。”余法师和王五神秘的关系，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王五一直看不起余法师，说他是懦种。但是，看到余法师穿着黑袍装成受伤的王五，以自己一死来救王五那一幕，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们死后，庙里不敢声张，偷偷买了两口棺材，埋在广渠门里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当时为了搞清楚，大家搜查了黑袍的口袋，发现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下面注明诗是谭嗣同先生《狱中题壁》之作。大家研究了一阵子，无法彻底理解，就作罢了。八指头陀也是诗人，他夜里点着蜡烛，在古庙中研究这首诗，恍然若有所悟。他对前三句都能理解：“望门投止思张俭”是写后汉张俭被政府缉捕时，他亡命遁走，因为他有名望，大家都佩服他、都掩护他，害得许多人家都因掩护他而受连累。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不愿连累人，所以不愿逃走。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杜根”是写后汉杜根在皇帝年长后，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执行的人暗动手脚，使他虽受伤但得以装死逃生，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未能就太后归政皇帝上，有所成就，但忍死一时，目的也别有所待。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写他已视死如归，从容殉道。八指头陀惊叹着，他心里想：“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是两种不同的高层次处事态度、赴难态度、牺牲态度。慷慨的表现，有一股很强烈的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世、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激情、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他杀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候，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样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柴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廷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口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槁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那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廉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上、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己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他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间：“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一一”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竿，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师也不在了。余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余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余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盫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元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千年。
千年千里，凤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余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尾声 掘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产党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大后坟于北京。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编者）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沧的仁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
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刽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己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大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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