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地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苦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忐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他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他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且，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柠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杆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他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槁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采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一一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呢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替，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了，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但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好，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但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分尸？你是说一一”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镖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的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谭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启超的肩膀，站起来。通过公使馆的方窗户，向远望着。“就是什么都不能说，才能加强血荐的效果。”他侧过头来，望着梁启超，梁启超抬头看他。谭嗣同笑着，“卓如啊，你一个劲儿的想说动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处解释，甚至要死也该在海外死，你可太爱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荐就是要借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这也叫借刀杀人吧？怎么可以自杀？老太婆杀了我，才证明给天下这个政府无道，大家该革命；若如你所说，不给老太婆杀而去自杀，不但给这个老太婆脱了罪，自己消灭了他们的眼中钉，并且自杀又变成了种种离奇解释。比如说，人家就会说自杀是因为改良失败而厌世，或是什么别的，总之，那个时候，整个的效果完全不对了。所以，要血荐，就在这儿血溅，就要血溅菜市口。在这儿，才有最好死的地方，才有最佳死的方式。”
“如果你对改良的路这样悲观，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条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转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着，康先生在外面，他绝不会丢掉皇上，他一定还是君王立宪，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关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变。我说过，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噢，时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谭嗣同站起来。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记得我的《感怀四律》吗？第四首一一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叮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祗。
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不论汉满蒙回，中国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做春泥，还要相会。再会了，卓如，再会了。”
“可是，复生……”
谭嗣同把布包交给梁启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关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样的名。我希望你带走这些稿本，连同我已经发表的，将来一块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来，同时用你一支健笔，代我宣传我这一点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绩，也算不虚此生。我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觉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认识了你和康先生以后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开花的日子，当然，如《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最后毕竟用我的血来印证了我留下一点妙法。再会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来，在里面安全。再会了，卓如，一切保重。”
谭嗣同放开了梁启超的手，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客厅，平山周紧跟着出来，随手带上了门。
梁启超呆望着门，然后快步走到窗前。从窗口朝外望，谭嗣同从大门走出来，平山周陪着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前进着的背影，这样一个伟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后，为了永恒，一时撒手，只留下背影给你看了。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出公使馆，要求送他一程。谭嗣同答应了。两个人并着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静、很干净，他们经过了西班牙使馆、英租地、俄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美国兵营，向南转向正阳门。离开了这些使馆区，就是中国的气氛。正阳门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阳门也叫前门，这个前字，说明了一切；前字旁边就是这么多使馆区，也说明了一切，前门是北京内城南边正中间的大门，盖在紫禁城的中线上，高达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门里最雄伟的。它的南边，包了一座半圆的城墙，叫瓮城，半圆中点，有一座箭楼，箭楼的目的是保护正阳门的门楼，这是设计时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楼，就是护城河，河上有桥，过了桥，向东的街叫东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桥头就是联在一起的五个牌楼，叫五牌楼，所以正阳门外面，等于有两道前面的建筑——箭楼和五牌楼。出了五牌楼，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阳门外大街，也叫前门大街，也叫五牌楼大街，这条大街，直奔天桥、天坛、先农坛，以到外城的大门——永定门。出了五牌楼向右转，就是北京的娱乐区大栅栏，有戏院。从大栅栏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铁拐斜街。斜街，因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东西向，很整齐，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齐。北京是一个古城，到处是历史、是传说、是神话和掌故。李铁拐是中国八仙里的用拐仗的破子，叫斜街做李铁拐斜街。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着，一路谈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谭嗣同奇怪这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如此之深。他从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渊博的谈吐里，蓦然想起：这个人，难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员吗？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说日本秘密社会像黑龙会等的成员，许多都是“支那通”。眼前这位平山周的东洋人，难道不是黑龙会的人物吗？
平山周从谭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过招”的默识。最后，在浏阳会馆门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着谭嗣同，转身走上回程。
第十章 抢救
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劝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的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点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两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的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分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的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分，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做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裁政治，先到中国来，做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翻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人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表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怕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九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十九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上道的发展太偏向一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脯堡，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但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兔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柯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家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袁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
第十一章 舍生
平山周他们走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动作加快起来。他关着房门，检查了屋里的片纸只字，有的烧毁了，有的又有意保留下来。他神秘工作了一个上午，然后匆匆外出，机警地看了四周，转入小巷，朝大刀王五的镖局走去。
镖局的弟兄们都在应约等他，他出现了。
“今天我来这儿，不是向五爷、七哥两位师父和各位弟兄来打扰，而是来告别。外而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皇上昨天被老太婆囚禁在瀛台，大抓人就在眼前，一百多夭来变法维新的努力，眼看全付流水。我谭嗣同是祸首，决定敢做敢当，一死了之。只可惜皇上年纪轻轻，受此连累，搞不好要被老太婆毒死害死，我实在心里过不去，因此在向各位告别之时，想以救皇上之事相托，也许各位能够仗义救救皇上。”谭嗣同拱手为礼，锐利的眼神，打量着房里的每一位。
“但是、但是，三哥，你怎么了？”胡七先开了口，“从认识三哥起，我们三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三哥说东我们甘心东，说西我们认为西有理。但是，今天，三哥，今天三哥怎么把这个囱同给了弟兄们，叫弟兄们救起满洲人李了？上次说与满洲人合作，帮着满洲人维新变法，兄弟们不明白，最后还是不大明白，但不再说什么。今天更进一步，不但跟满洲人合作，反倒救起满洲皇帝来了。三哥，弟兄们能够维系到今天，两三百年全靠这股恨满洲人的仇，如今大家奋斗的方向愈斗愈离谱。这可不太对劲了吧？”
“话不是这么说，”谭嗣同解释，“坦白告诉各位，我在南边北上的时候，还以为皇上要变法维新，纵然有老太婆高高在上，皇上毕竟还是皇上，还是可以做些重大的决定的。可是，等到我一进了宫，才发现事事掣时，皇上根本没有实权。虽然没有实权，却使我愈发佩服皇上的伟大——他本来不缺吃不缺穿，不变法维新，照做他的皇帝的，可是他为了满洲人和汉人，却要在没有实权的困难下奋勇前进，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圣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皇上这么伟大，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不论他是不是满洲人。人家为了我们汉人，好好的安安稳稳的皇帝都不怕牺牲了；事到今天，我们怎么还分什么满人、汉人？既然皇上陷于险地，我也义不独生。所以我以一死相求，盼各位在我走后，对皇上有以救助。”
“这一救助，”王五说了话，“你三哥不参加？”
“我不参加，我要做的、我所该做的，是先一死来加强这一救助的力量。”
“一死？”王五问。
“一死。”谭嗣同平静地答，“让我说个故事来解释这件事。各位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刘邦是对人最不客气的流氓皇帝。他把女婿封在赵国，有一天到赵国去，把赵王指着鼻子当众大骂一顿调吓得赵王不敢吭声。但赵王的左右看不过去了，当时左右有个名则贯高的；他带头计划，决心谋刺刘邦、决定在柏人地方把刘邦干掉。刘邦到了柏人，晚上睡不曹，心神不宁，起来问人，我们住的叫什么地方啊？人说这地方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就是被人整的意思。这地方名字不好，不能住，走，立刻都给我走，于是大家全部上路，跑了。毕夜里贯高带人来杀刘邦，全扑了空。这事情被刘邦知道了，于是大抓人特抓人：这些刺客，知道反正活不戍了，于是你自杀我也自杀，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贯高。贯高不但不自杀，反倒大骂那些自杀的，他的理由是：我们计划行刺，赵正并不知道、可是这回刘邦连赵王都抓去了，我们这些惹祸的人若全死了，还有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呢？于是贯高被刘邦抓去，大加修理。修理得全身都是伤，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可以用刑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攀供、是流着血咬着牙说赵王是无辜的。他这种精神，使刘邦很奇怪，于是找了贯高的一个老朋友假借买通狱里的人，进来送点水果，去套他的话，问他赵王到底知不知情？贯高说：“谁不爱自己的父母老婆呢？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谋刺而活不成了！我若说是赵王首谋，我的父母老婆都可以减罪。我爱父母老婆当然胜过爱赵王，可是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缘故而诬攀好人，我要好汉做事好汉当。’贯高的朋友走出监狱，立刻报告给刘邦，说赵王实在没参加行刺的计划；而贯高也实在够朋友、够义气。刘邦听了，很感动，决定放赵王自由，并且也赦免贯高。贯高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想到跟他一起行刺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也自杀了。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证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大家一起搞变法维新，出了事情，皇上给关起来，死生莫卜；我们这些兴风作浪扇风点火的，若全部跑了，没一个人肯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只有用一死来对得起皇上、才得起朋友。何况，我活着只有失败，死了方有机会成功。”
“既然这样，”王五说，“你三哥从南边北上搞变法维新，就未免太欠考虑。你们是多么难得的知识分子，是不世出的。结果就这样草草给牺牲了，这可不太好。你们等于是厨子，厨子要知道怎么准备、什么火候，才能炒好这盘菜。这就像你们湖南的名菜炒羊肚丝，羊肚丝是一盘好菜，可是做的方法不对，就难吃得要命，方法太重要，羊肚不先洗干净、刮干净，就不成，弄干净后切成丝，在锅中放油，先爆葱丝和辣椒丝，然后放下羊肚丝快炒，最后加韭黄和麻油、醋、盐等佐料，再来一点高汤，合炒几下就出锅，炒久了，韭黄一出水，就不脆，整盘菜，全完蛋。连做一盘菜都讲究准备和火候，何况变法维新？准备不够、火候不对，糟蹋了材料，耽误了时间，并且，还要倒足了胃口。”
“如果变法维新是做一盘菜，做这盘菜的情况都在眼前，五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全盘掌握，自然五爷说得对，要讲求准备和火候。但现在这问题太复杂，复杂得什么都纠缠在一起，整个的局面纠缠得不能动。这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先让它动起来，总不能死缠在那儿，动，才有机会、才有起点；不动，就一切都是老样，老样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实在也忍不下去了。所以，目前是要动，准备够不够、火候对不对，也顾不了那么多。何况什么样的准备才叫够，什么样的火候才叫对，因为问题太复杂，实在也很难判断。所以干脆来个动，从动中造成的新局面，来判断得失。”
“这么一说，你不顾准备和火候了？”
“也不是不顾，至少从时代潮流来看、从大方向来看，我们也不是全无准备、也不是全不顾火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充实了十多年或二十多年，个人的准备也都做得很充足；火候方面，现在虽然群智未开，但也未尝不人心思变，纵使火候不成熟，可是我们又怎么再等？康先生已四十开外，我也三十开外．大家都在壮年，已等了一二十年了，又怎么再等下去？如果火候在三十年后才成熟，我府岂不都报废了？”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救国为什么一定要你们？如果火候要再等三十年才成熟，为什么不让三十年后三十岁的英雄豪杰来救国？”胡七问。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全没有机会、何况做和不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七哥大以一件事的成和败、成熟和不成熟来作做不做的标准了。”
“这难道有错？这是稳健啊！”胡六说。
“不错，是稳健。可是愈是稳健的人，就愈变成愈稳健有余、行动不足，最后一事无成两鬓霜、也一事无败两鬓霜。所以稳健，最后竟变成不是一种做事态度，而变成了不做事的借口。”
“但你总不能不在做事以前，先精打细算一下。如果在事情还没做，就已经败相毕露，那怎么还能做？一件事，如果一开始看不出来成败，也许还值得一试，但一开始就看出不能做，要做一定失败，那又为什么？”
“我们的名义上，是变法维新，从这个标准看，一做就如你七哥所说，是一开始就看出会失败，你七哥说的未尝没道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名义虽然是变法维新，或者说，开价虽然是变法维新，但我们的底价却不是变法维新，而是宣传变法维新，使中国人民知道要改革，就算成功。所以我们知道底价是什么，并不奢求，正因为底价不高，所以我们来做的心情也不全是失败者的心情。”
“那你不能把底价宣布吗？何必弄得这么刺激？如果只止于宣传，当道的人也许会谅解到相当程度，而容忍你们，不下毒手？”胡七说。
“这怎么行？宣传变法维新，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只是我们第一个进度，宣传以后，变法维新的事实迟早总要来的，我们的精神是成功不必在我，但这并不构成自己不做的理由。所以从进度上，这是不可分的连续关系；何况从技巧上，也必须用变法维新的行动来做宣传的手段，这叫取法其上，或得其中；如果不得其中更可得其上，那不更好。”
“这么说来，你们把目的——变法维新——当作了手段，当作了达到你们的底价目的——宣传变法维新——的手段。而宣传变法维新本是变法维新的手段，却根本是你们的目的。至少是底价目的。对不对？”王五接过来问。
“说来很好笑，对。”
“将目的作为手段，将手段作为目的。”
“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将目的作为手段；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的手段和目的合一，手段是变法维新，目的也是变法维新。”
“无所谓第一个进度，宣传变法维新的进度？”
“无所谓这种进度。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进度，只有变法维新成或败这一个进度。如果失败，就自然达到了第一个进度，第一个进度是绝对不会失败的，现在要看的，是它该怎么成功，成功到怎么一个程度。”
“在我看来，你们做来做去，都大多做给别人看的价值，只是宣传变法维新，而不是实行变法维新。”
“你说的，我全明白，我也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你大概没想到，我的本来目的，根本就是在宣传。怪事吧？想想看，难道你真的以为，变法能够成功？在这种恶势力底下：变法一定难成功，其实我早就知道，也早就感觉到。”、
“既然你全知道、全感觉到，那你又何必这样用心做一件明知要失败的事？”王五叹口气。
“知其不可而为之。”
“那也总有个理由。”胡七追问。
“理由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改良的时代已经到了，必须改良，中国必须改良。这是一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我们回前所能做的，大概只能传来这么一个声音，而不是真能改变的事实。既然只是一个呼声，那就愈响愈好，所以，如你所看出来的，我们的行动有太多表演的意味，我也不否认。但是，不是表演玩的，是拿自己脑袋做牺牲品表演的，一个人肯用脑袋做牺牲品去搞宣传，这就不发生什么表演不表演的心术问题，也不发生什么目的手段的本末问题，一切评价，都会被生死问题盖了过去，生死问题把一切疑虑都解决了。七哥啊，一个人肯为他奋斗的目标去死，别人还能苛责什么呢？还能挑剔什么呢？”
“何况，”谭嗣同进一步说，“乐观的说，搞变法维新，实在没有什么失败可言，所谓失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也许只要两步，那失败就成功了一半；成功也许需要十步，那失败就成功了十分之一。所以，不要把失败孤立来看，要把失败当成功的一段、成功的前段来看。把失败跟成功连续起来一起看。从另一角度看，你说我在努力做一件失败的事，不错，这件事形式上是一件失败，但以我的底价来说，我的底价就是要做成一次成功的失败。失败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失败的失败，一败涂地；一种却是成功的失败，在失败中给成功打下基础，或者完成成功的几分之几。你只注意到我在做一件失败的事，你却没注意到我根本就没想做成功的事，成功需要时间和气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即是注定要做先烈的，现在我三十多岁就要如此，其实，纵使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也是一样。各位记得那七十岁的老翁侯嬴吗？侯嬴只是魏国看城门的，可是是侠客。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对他礼贤下士，请他吃饭，去接他，他穿着破衣服，很神气的坐在马车上，由信陵君给他赶马车；吃饭时坐上座，大模大样。后来秦国包围赵国，赵国求救，魏王不肯。侯嬴乃给信陵君出主意，教他从魏王姨大大那边下手偷虎符，这样才能调动魏国前线军队，以救赵国，信陵君听他的话，如法炮制，果然偷到虎符。临走时，侯嬴推荐他的朋友屠户朱亥一起上路，并跟信陵君说：我本来应该同你们一起去冒险的，可是我太老了，只好送你们走。不过，为了表示我们的心在一起、表示我井非不敢冒险，我计算在你们抵达前线的时候，我面朝北，对着风自杀，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后来，在那边信陵君抵达前线的时候，这边侯嬴老先生果然自杀了。唐朝王维写《夷门歌》描写侯赢说：‘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就指的是这回事。以我对侯嬴的了解，我认为他老先生显然以一死来表达他并非自己偷生、只陷朋友于险地，相反的，他的朋友虽然照他的主意去冒险，但还有活的机会，而他自己呢，却一死了之，不求存活。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表达我无法分身救皇上，一方面又要求各位去险地救皇上，作为朋友，实在说不过去，为了达到变法流血的效果，我不能望风刎颈的自杀，但我会横尸法场的让人去杀，终以一死来表达我们这一番交情。时间不早了，就此永别吧！”
谭嗣同抱拳为礼，在暮色苍茫中，退了出去。大家想送他，他张开两掌，做了手势。王五会意，说了一句：“就让三哥自己走吧！”
谭嗣同回到莽苍苍斋。他走进房里，点亮油灯。灯光下，三个人坐在角落里。
三个人都穿着黑色小褂，小褂里头是白色小褂。小褂第一个扣子没扣，白领子从里头露出来，配上反卷的白袖子。
三个人站起来，为首的向谭嗣同打招呼：“是谭先生？”
谭嗣同点点头。“各位是——”
“是来请谭先生的。”
“噢，”谭嗣同笑了一下。从容他说，“我等各位好久了，各位是来办公的。”
为首的笑了一下，“谭先生误会了，我们不是衙门来的。我们是南边来的。”
“南边来的？”谭嗣同愣了一下。
“我们带来一封信，请谭先生先过目。”为首的从内衣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写——
专送北京
谭复生先生亲启
黄缄
谭嗣同一看信封，就明白了。拆开信，信是：
复生我兄：
不见故人久矣！然故人高风动态，弟等有专人伺报，
时在念中。想我兄不以为怪也。
兹由同志四位，前来迎兄南下，盼兄时衡大局，勿为
无谓之牺牲。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我兄大勇，弟等如望云山；我兄大才，弟等如望云霓。事
迫矣！亟盼即时启程，另开战场，共襄盛举。轻重之间，
以我兄明达，无复多陈。总之我兄生还，即弟等之脱死
也。生死交情，乞纳我言。即颂
大安
弟 黄轸 手启
谭嗣同看了信，把信凑上油灯，一点一点的，像蚕吃桑叶一般的，给烧掉了。
谭嗣同没请他们坐下，就开口了：“各位兄弟，情况很急，我们长话短说。黄轸兄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离开北京，也不打算离开北京。我到北京来，就有心理准备，不成功，便成仁。如今果然不成功，我愿意一死，我谭嗣同不是失败了就离开北京的人，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死在北京，死给大家看。”
“谭先生的心意，我们全明白。”来人说。“黄轸兄派我们来以前，已经同我们说得很清楚。黄轸兄说，当时他反对谭先生北上，要谭先生东渡日本，一同走革命的路子，但谭先生认为中国太弱了，底子太差，革命的方法像给病人吃重药，不一定对中国有利，也不一定成功。如果有缓和的路子，也不要失掉派人一试的机会。北京既然有机会，总不该失去，所以谭先生自己愿意深入虎穴，或跳这个火坑。黄轸兄说他完全了解谭先生和他是殊途同归，谭先生不论走哪条路、不论怎么走法，大家都是同志。只是今天眼看北上这条路走不通了，黄轸兄怕谭先生做无谓的牺牲，所以特派小弟们来接谭先生南下。这条路既走不通，再留在北京，已无意义。请谭先生体谅黄轸兄的一番心意和小弟们走这一趟的目的，不要再说了，先动身再说吧！”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活着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但死在北京，意义却有的。承黄轸兄和各位看得起我，我真没齿难忘。可是我已下决心死在北京，对你们的好意，我真抱歉。”谭嗣同拱着手，作了揖，“外面风声紧得很，我也不招待，各位就请赶快回去吧！”
突然间，另外两个人互望了一眼，一个人在带头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带头的摇手示意，好像在阻止。说：“谭先生的守死善道决心，小弟们很佩服。可是，可是，谭先生这样做，是叫小弟们空着手回去，南边同志会怪小弟们辱命，小弟们当不起。小弟们真要请谭先生原谅；小弟们打算强迫谭先生走了。”说着，三个人就走近谭嗣同身旁。
谭嗣同笑起来，他的笑容里有庄严、有感谢：“各位先停一下，我有话说。就是要走，也得给我一点时间准备一下。”“对，该给谭先生一点时间准备一下。”一句洪亮的声音从屋角背后传来，大家回头一望，一条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口。壮汉后面，又闪出四条大汉。
谭嗣同向前一步，向彪形大汉打招呼：“五爷，这三位不是别的路上的，是南边兄弟他们派上来的，派上来接我的。”
“我全知道。”王五说，“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他们来的，不止这三位，外面还有一位把风的，被我们兄弟给摆平了。”
“要不要紧?”谭嗣同急着问。
“不要紧，只是昏了过去。这些革命党，只会革命，功夫却不敢领教，一碰就完了！”
带头的厉声说：“你这什么意思？”
谭嗣同赶快握住他的臂：“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自己人，我一说你就知道了，他就是‘关东大侠’——大刀王五！”
带头的怒容立刻不见了。谭嗣同转向王五：“这位南边来的兄弟。”
“失敬、失敬！”王五作了揖，对方也作了揖。
谭嗣同说：“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全领了，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北京，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我愿中国流血从我开始。”
带头的摇摇头。“谭先生，黄轸兄告诉我们，谭先生其实是赞成革命的，反对改良的，当然也反对什么变法维新。谭先生，既然你明明知道哪条路才是你该走的路，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而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私人的牵挂、感情的牵挂，还是什么别的？不管是什么，谭先生，那些牵挂都是小的，比起我们追求的救国大目标来，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牵挂那些，为那些而性小失大，岂不太妇人之仁了吗？谭先生，你是我们的大哥，你是我们眼里的英雄、我们的导师，现在我们全等你，你不走，你怎么了？我们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能比得上你走，你的走，不是逃掉、不是不再回来，而是回马一枪、而是重新以战士身分，凯旋回北京。你不走，这算什么？我们要的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军旗，不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人头。你不走，头悬高竿于城门之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带头的声音愈说愈高，他把右手举起，合起了拇指食指做着吊挂的动作，然后，把手突然落到桌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烛光跟着急闪着，在光明中，摇撼着人影。
谭嗣同平静地坐在大师椅上。椅背是直角起落的。他的腰身挺直，直得跟椅背成了平行线。烛光照在他脸上，他的气色不佳，但是脸安详肃穆，恰似一座从容就义的殉道者的蜡像。殉道者的死亡的脸不止一种，但是安详肃穆该是最好的。把道殉得从容多于慷慨、殉得不徐不疾、殉得没有激越之气，显然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注意那凶死而又死得安详肃穆的人，他在生的时候能够那样，死的时候也才能那样。带头的从谭嗣同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投影。看到谭嗣同的头、脖子，他感到这颗头自脖子上被砍下来的景象。他感到那时候，这个安详肃穆的人，有的只是死生之分，而不是不同的脸相。
在安详肃穆中，谭嗣同开口了：
“老兄说的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不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一点上，我真的感动，并且认为有至理。但是，我所以不走的原因，实在也是因为我认为除了做战士之外，烈士也是得有人要做的。许多人间的计划，是要不同形式的人完成的，一起完成的。公孙杵臼的例子就是一个。没有公孙杵臼做烈士，程婴也就无法做战士，保存赵氏孤儿的大计划，也就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赵氏孤儿的例子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做一件大事，总得有所牺牲才对，我们不要怕牺牲，既然牺牲是必然的，我想我倒适合做那个牺牲的人。做这样的人，是该我做的事……”
“谭先生你别说了！”带头的打断了谭嗣同的话，“你谭嗣同，你是什么才干、什么地位的！你怎么可以做牺牲，要牺牲也不该是你呀！”
“不该是我，又该是谁呢？”谭嗣同笑了一下，静静他说，“我想该是我，真该是我。我谭嗣同站出来，带头走改良的变法路线，如今这路线错了，或者说走不通了，难道我谭嗣同不该负责吗？该负责难道不拿出点行动表示吗？我带头走变法路线，我就该为这种路线活，也就该为这种路线死。这路线不通了，我最该做的事，不是另外换路线，而是死在这路线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另外找路子……”
“可是，就算你言之成理，你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来警告啊？”
“除了死的方法，又有什么方法呢？如果死的方法最好，又何必吝于一死呢？请转告黄鞍兄，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人膏盲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房里一片沉寂，除了谭嗣同的苍凉声调与慷慨声调，没有任何余音。最后，王五开口了：
“既然谭先生决心留在北京，南边的朋友也就尊重他的决走吧！”
南边的朋友走后，王五开口了：“三哥，你一离开镖局，大家就众口一声，决定遵照你的话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听皇上囚在瀛台的情况与地形外，并决定也保护你三哥，所以暗中跟着你，没想到在会馆却碰到南边的朋友，只好打照面。我跟来，要跟三哥说的是：我们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号为‘昆仑’计划，细节你三哥不必操心。问题是万一我们成功了，皇上又有机会执政了，搞变法维新了，而你三哥却可以不牺牲而牺牲了，岂不误了大局。所以，我们还是劝你躲一躲，固然不必躲到外国公使馆，但至少不要留在会馆里等人来抓，务请三哥看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希望上，不要再坚持了。”
王五的声音很沉重，那种声音，从虬髯厚唇的造形发出来，更增加了力量与诚恳。谭嗣同被说得为之动容。可是，他内心的主意己定。为了不愿使这些弟兄们当面失望，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说：
“给我点时间，我愿静静考虑五爷的话。这样吧，你们各位先请，先去筹划救皇上，我这边，要把一些杂务料理一下，料理定了，我就去镖局找你们。”
“要料理多少时间？”胡七问。
“要料理三四个小时。”
“这样好不好？不晚于清早五点前，你就过来。”胡七逼问。
“好吧！不晚于清早五点前。”谭嗣同心里敷衍着。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王五他们走后，谭嗣同嘱咐老家人先睡一下，就开始料理，接续上午的工作。最后，该烧的烧了，该保存的保存了。他伏案写了五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王五、胡七他们的：
五爷、七哥及各位兄弟：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
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
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
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
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
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嗣同顿首。戊戌八月九
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的：
父亲大人膝下：不听训海，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
恕。临颖依依，不尽欲白。嗣儿叩禀。戊戌八月九日。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夫人李闰的：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封是写给他佛学老师杨文会的：仁翁大人函文：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戊戌八月九日，受业谭嗣同合十第五封是写给老同学唐才常的：
常兄大鉴：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颖神驰，复生绝笔。戊戌八月九日，于莽苍苍斋。
信写完了，一一封好，已是三更。谭嗣同叫醒老家人胡理臣：
“给老太爷的信、给太太的信、给杨老师的信，都留在你身边，由你转送。老大爷给我的信，给太大的一些礼品，以及我包好的一些纪念品，也都由你保管。带回家乡去。其他大的物件，由你整理。现在，你把给五爷的信立刻送到铺局，把给唐先生的信也带去，托五爷转给唐先生。这两封信不能留在这里，要立刻带出会馆，就麻烦你现在就跑一趟。并告诉五爷，我不能去镖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大概不在了……”“老爷！您不在了？您去哪儿?”
“我去哪儿?”谭嗣同笑了一下，拍着老家人的肩膀，“我定会让你知道。你先去吧！”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农历戊戌年八月十日．北京城的鬼月刚过去不久，可是一片阴霾与鬼氛，却笼罩在全城。天还乍亮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大门慢慢开了，八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沿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时候，他们又鱼贯走进。可是到了进月台之前，十几个清廷官员赶了过来，半强迫半礼貌的拦阻了他们，说按照手续，请他们拿出护照看看。护照一一是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桃太郎、宫崎滔天、可儿长、月照。清廷官吏由翻译官用熟练的日语，向他们问话寒暄，可是问到月照的时候，平山周抢着用中国话说：
“这位月照先生是哑巴，不能说话，请原谅。”
清廷官员以惊奇的眼神盯着月照看，又盯着平山周看。平山周严峻地用日语向翻译官耳边补了一句：“请贵国尊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外交人员，不要惹起什么误会才好！否则事情闹大，大家都不好看！”
翻译官识相的在官员耳边做了私语，大家再交头接耳一阵，把路让开了，心照不宣地盯着月照，让他上了火车。
一星期后，八位日本人乘大岛军舰到达了日本。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
在日本公使馆开大门的同时，浏阳会馆的大门也馒慢开了。开门的只有一个人。他穿着上朝衣服，神色夷然的把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走回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龙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用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他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六点半。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起来，由远而近，一刹间门帘忽地拉起，冲进武装的衙门官员，一进屋就五六个。
一冲进来，他们吓了一跳。主人正襟危坐，安静地看他们张皇失措。他不慌不忙，从桌上端起盖碗，挑开盖子，还悠闲地喝了一口茶。
官员们惊魂方定，带头的九门提督欠身为礼，恭敬他说：
“谭大人，上面奉旨，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
“我知道了。”主人笑了，笑得那样从容、那样会心，“我知道你们各位会来的，我已经开门恭候了。”
主人安稳地放下盖碗，站起身来。
“会馆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主人笑着说，“等一下我的老家人会回来，请留下的人转告他一声。”
说罢，他戴上官帽，摆正了，挺胸走出来。两边的官员慌忙让出路，护送他上了马车。
马车在刑部停下，大人被前呼后拥进了刑部。刑部的值班人员拿出收押簿，问他身分、请他签到，他的“桀傲”，又展现了。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他被带到刑部监狱南所的第一间——头监牢房里，房里一床一桌一椅，阴暗、肮脏而简陋，和他身穿的雍容华丽的上朝衣服——朝衣来，构成了非常不搭调的对比。他首先感觉到这一对比，他笑了，他脱口吟出龚定盫的诗句：
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吟完了，他笑得更开心了。他想起两千年前的汉朝大臣，为国家筹划长远的前途。可是，一旦天威莫测，纵为大臣，也不由分说，回家一下都不准，身穿朝衣就斩于东市。清朝最有才华的龚定盫写这首《行路易》诗，道出谋国者捐躯为国而死，死得固然快乐，可是，想到此身不能再与美人燕好，也未尝不为之惜也！其实，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惜。他想起他那别妻书：“……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虽然，对来生来世备致希望，但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却是眼前的事实。自己求仁得仁，固毫无所憾，不过，那“同命鸟”的一方，他单方面就替她决定了生离死别，作为志士仁人，在小我立场上，未免也难逃“自私”之讥吧？他坐在床上，天南地北的乱想起来，脑中不免有点困惑。还好，困惑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人生。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我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头马面、不能献身给国家又献身给妻子……我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选择的，寄以前瞻；对拒绝的，砍掉反顾。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暂，自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并且影响自己已选的角色。不过，今天，人已在这里，就不同了。眼看已经没有未来了，今天的生命已经无从浪费、今天充满了空白与悠闲、今天是一个假期，是永远的假期的开始，真奇怪，这样的一开始，他就先想起那在浏阳家乡、孤苦无依的妻子，结了十五年的婚，只生了一个小男孩，还夭折了，他对她未免愧疚。他想到他的死讯传到家乡后、他的灵榇运到家乡后，她将如何面对这种凄苦与长夜，他想不下去了……他又想到他的父亲，多少年来，由于后母的虐待，导致了他与父亲的不合，直到最近几年，他长大了，情况才好转。他父亲是湖北巡抚、是封疆大吏，可是他不愿连累父亲，所以，昨天早上，他烧掉了一些父亲赞助他的信，捏造了一些父亲斥责他的信，用维妙维肖的书法，表达了父亲在激烈反对儿子去搞变法维新的活动，并声言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想到这里，他露出一丝慧黠的笑——“这些假信，在搜查会馆时，一定被他们搜查到，他们一定被骗，父亲大人就可脱身了”……
就这样天南地北的想着、想着，已近中午。狱吏从通道外，把午饭从栏杆下推进来，只有简单的窝头一个、菜汤一碗。狱吏长得尖嘴猴腮，一副小人模样，并且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嘴脸，盯着谭嗣同看。然后东张西望，突然间伸手掏进上衣，快速的将一包东西，丢进牢房，正丢到谭嗣同脚下，然后用眼神示意，低声说：“送给你的。”接着，凶恶的大喊一声：“吃完了，汤碗丢出来！”就转身走了。
谭嗣同机警地捡起小包，退到墙角，背对着，打开了，原来是一包酱牛肉，配上十多条湖南人爱吃的红辣椒。他立刻明白了：“这里有好心人惦记着我。”在孤独中，他感到一丝暖意。
下午，仍旧在天南地北的乱想中度过。他想累了，决定看一看，不再想了。他把椅子放到床上，站上去，勉强可攀住高窗，朝外望去，正看到刑部狱的内院，院中那棵大榆树，忽然提醒了他：“这不是明朝杨椒山杨继盛在狱中亲手种的那棵有名的大树吗？杨继盛三百五十年前，不正关在锦衣卫吗？锦衣卫狱不就正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而杨继盛住的，不正是编号头监的这同一间牢房吗？”他惊奇得想叫出声来。杨继盛一代忠良，可是由于向明朝世宗皇帝说了真话，上奏指摘奸臣误国，结果被皇帝当廷廷杖，打了一百四十棍，打完以后，又下狱三年，最后还是把他杀了。他死的那年，只有四十岁，他的夫人上书要代他死，她哀求皇帝准许她代丈夫死，可是还是不准。杨继盛倒是铁汉，他被廷杖后，昏倒了许多次，但最后活了过来。他被打得屁股都烂了，在牢里他用破碗的瓷片，把腐烂的肉一块块切下来，连在旁边执灯帮他打光的狱卒，看得手都发抖了。在他被打之前，有人送他蚺蛇胆，说吃了可以减少痛苦，可是他的回答是：“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他临被砍头时，作诗二首，一首是：
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真的补了。他死后二十年，左光斗出生了。在左光斗五十一岁时候，又和他一样的做了烈士。而左光斗坐的那个监狱，不也正就是今天这个刑部狱吗？如果是头监，岂不又是这同一问牢房吗？左光斗为了说真活，被下狱、被廷杖、被刑求，刑求中主要是炮烙，用烧红的铁条去浑身烫，烫得左光斗体无完肤。他的学生史可法买通狱卒，穿着破衣服、草鞋，化装成清洁工，偷偷进来看他，看到的竟是面额焦烂无法辨识的左老师了。左老师身靠着墙，浑身血肉模糊，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已残废得站不起来了。史可法一见，跪上前去，抱住左光斗大哭，左光斗眼睛烫瞎了，可是听出声音是史可法，乃大骂他你来干什么！国家之事，已经糜烂了，你不去救，反倒“轻身而昧大义”，妇人之仁，跑来看我，一旦被奸臣发觉，你还活得成吗？你快给我走，不然我就打死你。说着就抓起地上铁链刑具做投掷姿式，史可法只好含泪而出。史可法后来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后来左光斗也在狱里被杀死了。这是杨继盛以后的又一个！左光斗死在明朝高宗年间，一转眼又是两百七十年了。谭嗣同想着。
从三百五十年前的杨继盛，到两百七十年前的左光斗，这个刑部狱、这个头监牢房，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息的过客，他们的身躯已经不存在、血肉已经不存在，但是，鉴不用人，形还间影，他们的影子，其实依然存在。他们在丹青与青史、热血与冷汗、悲愤与哀呼、长吁与短叹，其实处处都凝固在空气里、嵌入到墙壁里、渗透到地底下。虽然先后关到同一座监狱同一间牢房，甚至萧条异代，各不相属；身世遭际，自有千秋。但是，当一代又一代化为尘土以后，他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累积在一起，做了时空的交汇。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同座监狱同一牢房，先驱者的身影却恐怖的魂影相依，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为了中国的伤痕，永远做出推陈出新的见证。如今，谭嗣同来了，他在看到榆树以后，顿觉这一刑部狱的头间押房变得逼进起来，多少沧桑、多少熟悉、多少生离死别、多少幽情暗恨、多少悲惨与凄凉，一一都浮现他的眼前。尤其夜色渐深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牢房里没有灯光，灯光是油灯的，只在走道上才有，牢房里几乎是黑暗的。黑暗之中，自己的影都离开自己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他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自己以为自己是形。其实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的时候，是错了。自己不是纯粹的形，乃是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迫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人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在黑暗中，谭嗣同化形为影，与同座监狱同一牢房的先驱者，开始魂影相依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凌晨五更左右，谭嗣同朦胧中听到有人轻敲木栅栏，他定神去看，一名狱卒在向他招手，另只手还拿着一支点着的香。香是全根的，常识告诉他：这狱卒是刚接班的。他下了床，走了过去。
“谭大人吗？”狱卒轻声他说，“我是佩服你的人，昨天中午的牛肉和辣椒就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家仆人有信带来，还托我带上一点日用品，等下我塞在门后。”狱座说着，左右张望了一下，“等天亮后，请大人借纸笔，说要写信通知家中仆人送日用东西来。收到纸笔后，再加写一两封信，加写的信，可说秘密的话，我明天早班来取，我会秘密替大人送去。”说完了。不等谭嗣同开口，转身就走了。
天亮后，谭嗣同照做了。他把第一封信公开交给狱方转加写的两封，也写得很含蓄，以防万一。
[[第一封信]]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逆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中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第二封信]]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
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第三封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谭复生字
第二封第三封信秘密交出的时候，已是入狱第三天的清早。取信的狱卒偷偷告诉他，抓进来的人有八位，都隔离监禁。除谭大人外，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谭嗣同心里想：徐致靖是向皇上保荐他们的大臣，被牵连还有个道理；张荫桓只是康先生的同乡而已，且是当朝的办外交的第一把手，他怎么也被牵连了呢？
同一时间，张荫桓在南所未监里，正靠在墙上，以三分玩世的嘴脸，悠然想着：“他们说我勾结康有为，其实康有为他们只是新进小臣，我在他们以前，早就做了大官了。说他们勾结我，还差不多。我的被捕，其实啊，结怨在我从英国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工登极六十周年回来送礼送出了差错。我那次回来，在英国买了红宝石送给皇上、绿宝石送给老太太，但却因看不起李莲英那太监，结果在老太太欣赏绿宝石的时候，李莲英在旁边挑拨说：‘难得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下子正挑拨到老大大的痛处。在妻妾衣饰分别上，按规矩，大大太用红色、小老婆用绿色，西太后这老太太出身小老婆，这下子老太大多心了，把宝石退了回来。当时我磕头认罪，老太太没有立刻算账，今儿却是趁机来算账了。”
他又想着：“四天前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我叫九门提督等我吃过饭，他同意了。临出门时候，他们偷偷提醒我：‘有什么话，跟夫人交代一下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杀我了。我很干脆，说：‘不必了。’就跟他们来了。不过，杀我容易，但向洋人解释却不容易，看老太太怎么解释吧！”想到这里，他狡猾地笑了一下。
由于张荫桓是有名的大官，气焰又盛，他在刑部狱里，倒比别人拉风得多。这时他六十二岁了，他在官场打滚几十年，什么黑暗都见过，在黑暗里，他以部分玩世的从容，面对着世事的波谲云诡，也颇能自解、自得和自脱。但是这次，他仿佛感到自脱不得了，但他仍达观得不太介意。他虽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做了大官，实际上，几乎已是外相、外交部长的身分，但他并不是科举出身。在几乎人人科举出身的官场里，显得非常刺眼与索寞。科举出身的讲究梯次，同一年考取的叫“老同年”、先前考取的叫“老前辈”，在办公场所、在大庭广众，到处是“老同年”、“老前辈”称呼得此起彼落，把他窘在一旁。但是张荫桓却别有自嘲嘲人之道。他找来三个名戏子：秦稚芬、王瑶卿、朱霞芬，叫她们戏称他做“老前辈”，他自己戏称她们叫“老同年”，以为反讽。如今，他身陷牢里，角色换了，所有先他坐牢的，都成了“老前辈”；所有与他同时坐牢的，都变成了“老同年”，他寻思起来，不禁好笑。
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书却念得极好，很多古文他都背得烂熟。在无聊中以背古文自遣，背到方苞那篇《狱中杂记》，他忽然大有所悟。近一百九十年前，清朝大学者方苞被判死刑，关在牢里，那个牢，不正是这座刑部狱吗？方苞后来被赦出狱，写的那篇《狱中杂记》，所写的内容，岂不还流传到眼前吗？方苞写监狱黑暗，写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前有小窗透空气；其余的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往往一死就死上十来个。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的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作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道：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日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样的走路。有人间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方苞又写道：“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
张荫桓在牢里一边背诵着方苞的文章，一边从现场印证，他发现他置身的，是刑部监中最受优待的牢房。《狱中杂记》说做官的犯案可住优待房，现在他一人住一间，看不到其他牢房的更黑暗场面，也算优待的项目之一……想到这里，远处闻来哀号的叫声，断续的、阴惨的，使他更有动于心。他是老官僚了，见闻极多，他记得有人跟他谈到刑部狱的黑暗，禁子牢头受贿，名目繁多。有一种叫“全包”，就是花钱从上到下，一一买通，可得到最大的方便；还有一种叫“两头包”，就是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还有一种叫“撞现钟”，就是按件计酬，每得一次方便，付一次钱；还有一种叫“一头沉”，专在受刑时付钱，借以减轻皮肉之苦……张荫桓想着、想着，笑了起来。他自言自语：我这回遭遇的，可算是“全包”，不过不必我花钱买通，光凭我这“户部侍郎”的大官衔，就足以通吃这些禁子牢头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今天却是“牢里有官好做人”——要不是这个大官头衔挡着，《狱中杂记》的全套场面，我都要全部见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