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唱南方流行歌曲的满族女人，在圆明园里逐步向上爬，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立刻身价百倍，她又会讨皇太后的欢心，所以不久，就升为贵妃。大家称她懿贵妃。
　　文宗死前，当政的是三个满族人，由远房的亲王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肃顺。三人中以肃顺最有眼光、最能干。肃顺是满族中最能认清与汉族合作的先知，他深深知道汉族的人才多，要借重这些人才来治理中国。他特别改正了满族防范汉族的毛病，而与汉族的卓越人士交往。曾国藩没有他，无法大用；左宗棠没有他，也早被人陷害了。其他如郭嵩煮、如王闿运，这些汉族的人才，都是他欣赏的。他为人豪爽，常请汉族的卓越人士到家里来喝酒。他对满汉的评语是：
　　“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为了整顿政治的腐败，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他认为满族军人——八旗——不能打仗，要减少俸怕待遇，得罪了不少人；为了考试舞弊，严办贪污，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年少气盛，心直口快，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个毛病，使他还得罪了一个女人——那个满族女人。
　　英法联军逼近，文宗从圆明园出走的时候，走得很仓皇，圆明园的一些妃嫔都不能全带走，以致英法联军进入时，她们都跳水自杀了。文宗向热河逃难的第一天，晚饭只吃到烧饼。老米膳、粳米粥。第二天早上，才吃到一点猪肉片，连平常山珍海味吃惯的皇帝都吃不到好东西，别人可想而知，大家只能喝豆浆。但这些困难，一些娇生惯养的妃嫔却管不了那么许多，她们就迁怒于直接负责的头儿——肃顺。在路上，满族女人嫌她坐的车太不舒服了，要肃顺给她换一辆。肃顺骑在马上，不耐烦他说，现在兵荒马乱，是什么时候了，有这一辆就不错了。到了热河，物资缺乏，无法供应这些娇生惯养的妃嫔们过北京式的日子，于是肃顺就更不得谅解了。
　　文宗到了热河后，心情很坏，他把戏子们从北京找来，给他唱戏。除了《四海升平）一出外，他对听戏的兴趣高过对国事的兴趣。他听得很仔细，唱错一个字的四声他都要纠正。有一次纠正一个戏子的字音，戏子说根据旧谱是这样唱，但皇帝说：
　　“旧谱错了！”
　　文宗身体不行了，虽然还精明得可以改正一个字的字音。但他不得不开始想到，如果他不行了，后事该怎么办？
　　清朝的家法，皇帝位子是父亲传儿子，但没规定一定传给老大。当时候选人有他弟弟奕訢，奕訢比他行，以致他父亲宣宗始终无法决定。有一次他们去打猎，弟弟奕訢满载而归，可是他却两手空空，他的师傅教他，等下皇上问你为什么这样没用，你就说：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杀生对天地和气有害，所以宁肯空手回来。”
　　这一说词，使皇帝觉得他比弟弟稳重，所以决定由他做皇帝，弟弟做恭亲王。如今他若死了，他的儿子只有六岁，恭亲王多少令他不安，所以他在死前一天，在宣布他儿子继承皇位的同时，宣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八个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一齐辅佐他儿子。八个人里面，没有恭亲王。
　　至于他的太太，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份儿。母后不能干政，不但是清朝的家法，也是中国宫廷的传统，中国传统女人亡国有功、治国不行。中国最早的名女人像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都是亡国有余的人物；而汉朝初年，第一个皇帝刘邦的太太吕后，在刘邦死后夺权乱来，更倒尽了人的胃口。所以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武，安排他年幼的小儿子继承他，却将小儿子的母亲杀掉。他的理论是：皇帝小，皇帝的母亲就会专权，女人一专权，就会祸国。咸丰皇帝知道这种事，他也感到儿子的妈妈懿贵妃是个厉害的女人，所以，他为儿子安排辅佐，女人也不能列名。
　　皇帝死了。六岁的儿子当了皇帝，为了尊敬他，他的母亲不好再做妃子级的人物，所以，她开始升级，和生不出儿子的皇后开始接近，于是，变成了两个皇太后：原来的皇后变成母后皇太后，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懿贵妃变成圣母皇太后，上徽号称慈禧太后，住在西宫，一般叫西太后。
　　西太后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她向慈安太后说，现在丈夫死了，你我都吃不开了，肃顺这些人当起权来，以后我们好日子也没得过了，我们何不联络恭亲王，来一次政变？慈安太后被她说服了，于是她们秘密通知了在北京收拾英法联军后烂摊子的恭亲王，计划好政变。
　　政变在文宗棺材运往北京的路上就开始了，载垣、端华都被交给缎带，强迫自杀，那时候，不杀你，叫你自杀，是一种优待、是一种恩，叫做“加恩赐令自尽”。中国人不喜欢死的时候身首异处，所以不砍头，而要你自杀是一种恩典。但从速死的效果上看，砍头的痛苦却比较轻。至于肃顺，西太后恨他，要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公开杀他。那一天肃顺被绑在牛车上，因为大家都为咸丰皇帝穿孝，肃顺也穿着一身白衣，脚穿布鞋，气氛凄凉；但他好汉到底，他在死前一直大骂，骂西大后的淫毒。他临刑时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大铁棍打断了他的腿，才把头砍下来。他死后家也被抄了，家财都进了西太后的私房。他死的罪名之一是不给皇太后应用的物件，这种可笑的罪名，显然在报复她逃难到热河路上的一幕。就这样的，为了一个淫毒女人的权力欲和小心眼，整个清朝的祖制都给破坏了、皇帝的遗命给抹杀了，一股有新头脑的改革力量，就在绞环和刀血之中，全部摧毁了。
　　中国在下降。
　　满族女人的势力，却在高升。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是垂帘听政。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慢后面，黄慢前面坐的是皇帝。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按规定，臣子不准同主子平视，要低着头进去、低着头应对、低着头出来，皇宫很大，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刚一进去，过一阵才看得清。一般习惯是看皇帝下巴以下的地方，这样看，既免掉平视的不敬，也可感觉到主子脸上的表情，所以，严格的说，除非有技巧的偷看，晋见的人实在也看不清主子的模样。
　　西太后垂帘听政那年只二十六岁，前面有足够的时间供她夺权和挥霍，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凭一己的机警与毒辣，取得了主政的机会。皇帝是她儿子，并且只有六岁，对她没有妨碍。能妨碍她专政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亲王。在西太后还是贵妃的时候，慈安大后已经是皇后，尽管穆宗即位后，西太后也升级为皇太后级，但她毕竟没做过皇后，在慈安太后面前，总是不对劲。文宗生前，曾给了慈安大后一个密诏，这是一道遗旨，上面说，如果懿贵妃闹得不像话，皇后可以召集大臣，宣布这个密诏，处懿贵妃死刑。文宗死后，西大后对慈安大后极为恭敬，恭敬之中，使入觉得还是有嫡庶正侧的分寸，使慈安太后感到满意。有一次，慈安大后生了大病，病好了，看到西太后胳臂上裹着伤，问她怎么回事，西太后说：
　　“太后病了，我求神拜佛，发了愿，在臂上割了肉，拌在药里，为太后治了病。”
　　这种割肉拌在药里的行为，是中国的传统迷信，中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病重，他的子女如果割股和药，给病人吃，这种行为就会感动上苍，病就会好。慈安太后听了西太后的说明，非常感动，便对她说：
　　“真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好，简直和姐妹一样，先帝真看错了人！”
　　于是把咸丰皇帝留有密诏的事，透露出来；同时取出密诏，当着西太后的面，把密诏烧了。
　　这一烧，烧掉了西大后所有的顾忌和礼貌，从此以后，一切局面都变了。
　　两个大后集体领导的局面，愈来愈倾斜了。西太后愈来愈大权独揽，她的方式是重用宦官。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这种人的用处，是在皇宫里打杂。皇宫里事多，但皇帝的妻妾也多，男人在里面办事，会办出毛病，但女人又不如男人能干，于是就有了这种没有生殖器的男人。古代的皇宫真是一种畸型的结合——有成千上万的女性生殖器，有上千上百的没有男性生殖器，却只有皇帝一个人有男性生殖器。
　　男人被割掉生殖器，又整天伺候在权力中枢，照顾皇帝饮食起居，在皇帝身边看皇帝表情、代皇帝传命，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就形成出来：他们得到皇帝信任、他们有权力、他们可以上下其手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弄，又以强烈的心理变态做背景，于是，天下大乱，就多了一个乱源。
　　太监一般都是无知的小人，弄权弄得十分离谱。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太监赵高，就表演过“指鹿为马”的干政技术，弄亡了秦朝。到了汉朝，太监们更是闹得不像话，到处横行霸道。一个太监有抢夺百姓房子三百八十一幢的纪录，弄到汉朝亡了，军人开部队进宫，一次把太监杀光了两千多个。可是没用，唐朝又来了，唐朝的太监更凶，因为他们不止欺负起官吏百姓了，还欺负到皇帝头上，唐朝皇帝三分之一都是由太监拥立的，最后又弄完了唐朝，照样是军队开进来，大杀特杀，杀红了眼睛，甚至连没有胡子的人也当太监杀掉。到了明朝，太监又卷土重来。明朝第一个皇帝为了怕太监弄权，特别规定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结果无知妄作，更是可怕，明朝的太监王振，搜括的金银竟装满六十问仓库；另一个太监魏忠贤，他的势力遍达到内阁六部四方督抚。闹到全国向他拍马屁，马屁特色是给他盖庙——建生祠。祠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于是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另一方面，称皇帝为万岁，可是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只比皇帝少一千岁。就这样胡闹，闹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把魏忠贤办了，可是明朝也亡了。
　　明朝初年为了怕太监弄权，曾在宫门外挂上铁牌，说太监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杀头。可是挂归挂，明朝的太监仍旧闹到了亡国。清朝初年也挂了铁牌，规定得更严，犯法干政不止杀头，要一刀一刀剐死，可是挂归挂，太监还是坐大起来。清朝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犯了这些禁条都是死罪，可是得宠的太监都没看在眼里。西太后为了争权夺利，就运用太监给她做爪牙。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在皇宫里闹个不停，还闹到外面去。西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一八六九），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和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歌女表演，和尚也加入作乐。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二十二头、马十六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帧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西太后一点警告，就叫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依法杀了。清息传到了正在听戏的西太后耳里，她大为光火，她恨恭亲王，也恨慈安太后，认为是他们的阴谋，她要报复，她又继续培养她卵翼下太监的势力。
　　又过了十一年（一八八0），西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大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做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没办法，只好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分！西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诸如此类的无法无天，到了同治皇帝十八岁的时候，有了一点转机。同治皇帝十八岁得结婚，结了婚便算成年人，太后垂帘听政就得结束，于是，形式上的政权转移，愈来愈近了。
　　在皇后的候选人方面，两宫太后各推荐了一个，同治皇帝选中了慈安太后推荐的封为皇后，把西太后推荐的封为慧妃。使西太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结婚后，西太后老是找岔，说怎么可以天天在房里鬼混呀，也要到慧妃那边走走啊，同治皇帝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母亲，感到厌倦，于是那边也不去了，反倒化了装，溜到皇宫外面去扯，最后生了病。皇后跑去照顾他，没想到西太后脱了袜子，潜行到幕后偷听，听到皇帝说：
　　“你暂时忍耐、忍耐吧，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
　　西太后立刻跳出来，抓住皇后的头发，一边拖一边打，并喊着拿棍子来。使同治皇帝在惊吓中死去。两个月后，十八岁的皇后吞下黄金自杀。于是，垂帘听政的局面又回来了，西太后在形式上失去的政权，在两年以后，在亲生的儿子被她逼死以后，又回到她手中来了。
　　同治皇帝死后，按照规矩，应该找比他晚一辈的人继任新皇帝，但是晚一辈的一出来，西太后又老了一级，她是受不了的，于是，她把她妹妹的孩子，她的外甥，推出来做清朝第九个皇帝，就是德宗光绪皇帝。德宗当皇帝时只有四岁，比起穆宗当皇帝时只有六岁来，起算点更低了，西大后更有时间去大权独揽了。
　　就这样的，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即位后第七年毒死了慈安太后、第十一年开革了恭亲王，国家在她大权独揽下愚昧而自私的统治着，一切都在腐蚀着，中国愈来愈下降了。
　　在西大后联合慈安大后、恭亲王夺权的时候，她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三个年轻人，在外患声中承担了内忧，内忧中最麻烦的是各地的民变，在三个年轻人夺权成功以前，民变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久，此后又持续了十六年，在民变过程中，浙江从三千万人口，剩得只有一千万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从八十万人剩得只有几万人了；江苏从四千五百万，剩得只有两千万了。其他各省的荒村、饥民、野火、白骨、人相食，也都经常可见。
　　但是，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愈来愈严重，满洲女人却逍遥在北京城里，在她二十六岁夺权成功后三十年，把皇家郊区大花园清漪园重修成美仑美矣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最大的园林胜景，有一百多处古典建筑，包括宫殿、楼阁、亭台、戏院、寺观、佛塔、水榭、长廊、长堤、拱桥。石航等等，是前后经营八百年的帝王行宫。到西太后手里，她重新整修、扩建，变成了只许她一个人享用的禁苑。最早时候，每年四月初一，她就住到这里，住到十月初十才回北京皇宫；后来她索性长住在这里了。
　　在颐和园里，这个满族的女人穷奢极侈是惊人的，她吃一顿饭，要摆出一百二十八道菜，花费白银一百两，折合成穷苦中国农民的小米，可供一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一顿。换句话说，她一天吃的，就是四万五千个中国农民吃的总合。但是，中国农民还吃不起小米，他们从杂粮到树皮，都得要吃，小米还是高级食品呢！
　　西太后从北京皇宫出发去颐和园的途中，总要下轿休息一下，休息地点，就是万寿寺。就这样的，万寿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座寺，西太后的亲信李莲英等；做起佛事来，就非万寿寺莫属了。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线也不是那么好搭的，一个人微望轻的老百姓，又哪来这种线路呢？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0），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第六章　皇帝
　　翁同龢进了宫，把康有为的意见，偷偷告诉了皇帝。请皇帝注意这个三十八岁的青年改革家。这时正是甲午之战的第二年，中国打了败仗，割了台湾、赔了二万万两银子，皇帝在苦闷中。
　　皇帝从四岁登基以来，一直在皇太后威严的眼神下长大，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不感到背后那一对可怕的眼睛。小时候，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可是背后有帘子下垂，皇太后坐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若隐若现之间，使朝臣听她的，而不是听皇帝的。那时候他年纪小，听谁的，对他都一样。他小得不能做皇帝，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不，皇太后，主持一切。她入在帘子后面，可是命令一直在御座前面。每次上朝，他被抱上御座，两只靴子底就直直对准大臣的老脸，他们说的话，他全不懂，在无聊中，他只好做一项消遣，他们之中，谁在说话，他便靠住大椅背，把靴子并着对准谁，先使他自己看不见那张说话的老脸，然后靴尖互相抵住，把靴跟偷偷分开，再从靴跟的三角形空隙，去看那张说话的嘴。每一张嘴都不一样，但每一口烂牙都一样。他比较每一张嘴和牙，偷偷地笑。他不敢笑出声来，大姨妈，不，皇太后就坐在身后。年纪小的时候，他常常听到什么“姨指”，后来才知道是皇太后的命令——“懿旨”；又常常听到什么“鱼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小皇帝自己的命令——“谕旨”。他慢慢分辨出“懿旨”是真的，而“谕旨”却是假的。这些旨呀旨的，他本来都不懂，而是翁师傅教的。翁师傅在他六岁依制就学时就来上课了。记得上课第一堂就是学写翁师傅的名字——“内阁学士翁同龢”，好难写啊！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字？他想到上朝时靴子缝间的一张张嘴，他笑起来。可是，翁师傅立刻警告他，做皇帝，要庄严，请皇上不要笑……
　　就这样的，他在没有笑容的宫廷里长大，整天是别人向他磕头，他再向皇太后磕头。他夹在两极之间，两极之间只有他自己。整天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墙与宫墙。人墙都是跪着的，是那么矮；宫墙都是立着的，是那么高。他没有玩伴。要玩自己玩，可是旁边总有“他们”在照拂、在偷看，最后玩得也不是自己，而仿佛在戏台上。在宫中的戏台前面，他陪皇太后听戏，他现在自己玩，被他们看，又和在宫中听戏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的观众比刘赶三还要少。
　　他真喜欢看刘赶三的戏，他记得十九岁结婚那年，皇太后说皇帝成人了，要把政权归还给皇帝，撤掉了背后的帘子，实行“归政”，他像个皇帝了。可是，在陪皇太后听戏的时候，他还是得站在旁边，必恭必敬。有一天，刘赶三在唱一出扮皇帝的戏，忽然在台上插科打浑，在同台的戏子笑他是假皇上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忽然说：“你别看我这个假皇上，我还有座位坐呢！”当时因为戏演得大家高兴，刘赶三这一说，居然逗乐了皇太后。皇太后那天特另，高兴，在台上台下、大家围着讨她欢喜的时候，她居然含笑，慢慢抬高她的食指，说：“那就给我们真皇上端把椅子吧！”从此以后，他才在听戏时有了座位。
　　皇太后是他母亲的姐姐，皇太后自己的小孩同治皇帝被皇太后折磨死了，所以把他这外甥找来充皇帝。在他刚出生不久，皇太后就问他母亲：“有没有打了什么锁？”他的母亲的回话是：“启禀皇太后，没有。奴才们还没有准备，只候皇太后开恩。”所谓的锁，是挂在刚出生小孩脖子上的锁片。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使他不能从来的路上走回去。皇太后从俗送了金的锁片给他，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送锁片的大姨妈，竟是真正锁住他一生的人！
　　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祖制，应该以晚一辈的做接班入，皇帝无嗣，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可是，皇太后不肯，因为这样一来，她自己又高了一辈，变成太皇太后，再会“垂帘听政”，就不成体统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反倒找来外甥充皇帝。当时有御史吴可读以“尸谏”力争，可是也没有用。她的妹夫醇亲王听说自己儿子给派去做皇帝，知道上有成风凛凛的大姨妈，这皇帝可不好做，因此吓昏了，他跪在大姨子面前又磕头又大哭，可是却挽不回这一局面。想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这是一种殊荣；但一想到从此亲情两断、骨肉生分，将来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他又感到一种隐痛。登极大典开始之日，也就是四岁的小儿子永远离家之时。那是一个夜晚，四岁的小男孩被叫醒，给抱进了銮舆大轿，唯一他能见得到的熟面孔，是他的乳母，那还是皇太后特诏允许的。
　　乳母是富贵人家的特产。按照中国的习惯，生母十月怀胎，生下儿子，体力已衰，真正喂奶的工作，主要要靠更合适的专家来担任，所谓专家，就是乳母。乳母大多来自农家，农家的女人接近自然、身体健康、性格淳厚，挑选乳母的条件是找到刚生小孩两个月的、相貌端正又奶汁稠厚的为上选。选定以后，双方约好，从此乳母不得回自己的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小孩，她每天要吃一碗不放盐的时子，以利产奶，日子久了，她不再是女人，而是一条奶牛。很多农家的女人，为了救活自己的家人，甘心出来做乳母。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她养肥了别人的小孩，而自己的小孩，却往往饿死了。一朝富贵人家的小孩长大，她自己得以回家探亲的时候，常会发现，她自己的小孩。早已不在世上多年了。
　　当四岁的小男孩给抱进了銮舆大轿的时候，乳母后退，钻进了一肩小轿，随在仪仗行列的最后，进了皇宫。她跟小皇帝相依为命，但是，小皇帝比她还好一点点——在大庭广众的朝见中，他的亲人，夹杂在众人之中，还可以偷着看到；但她的亲人呢，却永远长在梦中！
　　皇宫被叫做紫禁城。中国习惯天帝住的天宫叫紫宫，紫是紫微，就是北极星，北极星位于中天，明亮而有群星环绕，象征着帝王的君临。紫禁城的格局，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太和殿雄踞中央，居高临下；皇帝寝宫乾清宫、皇后寝宫坤宁宫，乾坤定位；东边日精门、西边月华门，日月分列；十二宫院，十二时辰。东西六宫后面的几组宫阁，群星环绕。从天地乾坤到日月星辰，真命天子就这样用宫殿衬托出来了。
　　紫禁城在白天时候，是琼楼玉字、琉璃生光；但一到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际，一层层恐怖气氛，就袭人而来。那时候，进宫办事的人都走了，寂静的乾清宫里就传出太监们的凄厉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一个人的余音，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的响起了值班太监的回声。这种呼叫，使整个的紫禁城，从中央开始，随着音波传播出一阵阵鬼气，令人毛骨悚然。
　　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但毛骨悚然的感觉，却是不分日夜的。在白天，他看到的总是那威风凛凛的大姨妈，不，“亲爸爸”，她要他叫“亲爸爸”，令他毛骨悚然；在晚上，他看到的却是巍峨宫殿的阴影，服侍他的尸居余气、不男不女的太监，和四处的鬼影幢幢，令他毛骨悚然。他在恐惧中唯一的依靠，只有他的乳母，但是乳母并不准时时在旁边，大多的时间，他还是孤独无靠。直到他六岁的时候，翁同龢师傅来教他读书。他的境界，才开始在知识上有了发展。翁同龢跟他的师生之情是深厚的。从翁同龢那里，他知道了自己、知道了中国，也知道了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人间有的，不只是那一座座皇宫，在皇宫以外，还有大地中国、大千世界。
　　熬到十九岁时候，皇太后形式上归政给皇帝，但他这个皇帝，却是空头的，真正的大权，还操在皇太后手里。皇太后虽然在北京城里不再垂帘，但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中，却有一道天网，罩住了北京城。
　　皇帝十九岁获得归政以后，他看到的国事，是一个烂摊子。皇太后那时五十五岁，中国在她手下，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多年前，皇太后夺权成功，乃是因为英法联军杀进北京的外患而来，如今三十年下来，又来了甲午之战新的外患，但是国家在皇太后无知又自私的统治下，更衰弱了。三十年前中国是被洋鬼子欺负，三十年后，竟连东洋鬼子都敢欺负起中国来了。随着国家局势的恶化、随着自己年龄的长大，皇帝决心要翻过这座宫墙，真正做一个像样的皇帝。记得他小时候，在紫禁城里，他奔跑着，奔跑过一层又一层的宫墙，可是，不论他怎么奔跑，也翻不过它们，他知道宫墙外面是他自己的国家——有一天，他自己将去治理的国家。如今他长大了，他真的要去治理了，可是宫墙还挡在那儿，不但有形的挡在那儿，并且无形的延伸到北京城外、伸展到城外高高在上的颐和园。那颐和园，他每个月都要去上五六次，去向皇太后请示与请安。虽然贵为皇上，但他不能直接进入皇太后的宫殿，他得跪在门外，等候传见，还得偷偷和一般大臣一样，送李总管他们红包。才得快一点进去，否则先在门外跪上个半小时，也在意中。这是什么皇帝啊！
　　偌大的宫廷、满朝的文武，除了老师翁同龢外，他没有可以说贴心话的男人。他被归政以后，外面传说有皇太后的“后党”与皇帝的“帝党”之分，前者浑名“老母班”、后者诨名“小孩班”，但是，真正的“帝党”党首、“小孩班”班主，却是孤家寡人！他何尝有什么党派与班子，人人都是皇太后的耳目，连他的皇后都不例外，皇后不是那隆裕吗？她正是皇太后的侄女！他的身边简直连说贴心话的女人都没有，除了珍妃，珍妃是他心爱的女人。但是，这一心爱，却适足构成了皇太后用来整皇帝的过门儿。皇太后要时常向皇帝展示她的威权，而展示的方法，却是通过罚珍妃跪、下令李莲英等动手打珍妃耳光，作为对皇帝的警告。有多少次，皇帝到景仁宫、到珍妃的房里，只见珍妃掩面低位的时候，皇帝就心里有数，知道今天又发生了。这一天，他坐在珍妃床边，轻拍着她的背，他无法说什么话，心疼、怜悯、愤怒、内疚、无奈……所有混杂的情绪一起涌来，淹没了他。
　　有多少次，他从珍妃住的景仁宫那边回来，带着慰藉，却也带着恶梦。恶梦是夜以继日的，那是一种强迫观念，他白天挥之不去、晚上睡中惊醒。恶梦总是从大姨妈，不，皇太后开始，那是一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无声的向他逼进、逼进，愈近愈大，大得使他连哭都不敢，他两臂伸向左右，十指抓动着，像是去抓住一点奥援、一点温暖，他仿佛左手抓到了一只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乳母的、乳母的手。但是，那只手在滑落、滑落。最后，他再也抓不住了，他失去了乳母；另一方面，在恍惚之中，另一只手在抓他，抓他的右手，那是一只更柔软的手，他感到那是珍妃的、珍妃的手。但是，他自己的右手却那样无力，无力援之以手。最后，珍妃手在滑落、滑落……蓦然间，眼前的皇太后后退了、转身了，渐渐远去。但是，一些嘈杂的声音，却从远处传来，他好奇的赶过去，可怕的画面展示在那儿：远远的，皇太后左右拥簇着，高高在上，坐在大轿上面，珍妃跪在地上，衣服被撕破，被李莲英抓住头发，在掌掴，一边打、一边以太监的刺耳音调，在数：“一、二、三、四、五
　　皇帝冲了上去，他顾不得了，大叫：“住手！住手！”他抓住了李莲英的肩膀，伸手就是一记耳光。李莲英挣脱了他，弯腰扑向皇太后，跪下去，大喊：
　　“奴才为了老佛爷！奴才为了老佛爷！被皇上这样下手打！”他一手捂着脸，假哭着。“这差使奴才干不了了哇！干不了了哇！”他连磕了五个响头。“请老佛爷开恩哪！放奴才回老家吧！留奴才一条狗命吧……”
　　霍然间，皇太后暴怒了。
　　“皇上的胆子可真不小哪！连我的人都敢打嘴巴子了！打狗还得看看主人面子吧？你眼里没有李莲英，还有我这老太婆吗……”
　　“亲爸爸！亲爸爸！”皇上立刻跪了下去，“儿臣不敢。”
　　“好吧，”皇太后冷冷他说，“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看这样，我们就躲在颐和园，不敢到你们皇宫里来了。不过，我告诉你——”皇太后两眼一睁，威严四射。“咱们可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别以为你做了皇上，就可以讨了小老婆忘了娘。有人能让你当上皇帝，有人就能把你给拉下来，当什么样的皇帝，你就看着办吧！”……
　　“你就看着办吧！”“你就看着办吧！”……皇太后那张威严的、冷峻的、阴森的大脸，又重新逼近了他，可是这回不是无声的，他的左手没有乳母、右手没有珍妃。他左顾右盼，可是，乳母失踪了、珍妃也倒下了……他蓦然惊醒，坐了起来，满头大汗。屋里的烛光在闪动着，只有一支烛光，燃烧自己，在阴森之中，带给人间一点可怜的光明。
　　皇帝再也睡不着了，他看看洋人送给天朝的时钟，时钟正是两点钟。“也该起来了，”他喃喃自语，“今天还要上朝呢！多少官员，已经在路上了。”
　　祖宗的传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寅”是清早三点到五点，但这三点到五点，是办事办公时间，不是起床上班时间，起床上班，还得更早。通常凌晨一点，住在南城外头的汉人官员，就从家里动身了。汉人官员除非皇帝特赏住宅，是不许住内城的，虽然光绪皇帝放松了祖宗的规矩，可是，官员住在内城的，还是有限。满朝文武，都经过三个门，进入皇宫，王公贵戚走神武门；内务府人员走西华门；其余满汉官员走东华门。走这三个门，还有规矩，规矩本来是禁严的、本来是要搜查的，但是官员大多，搜不胜搜、查不胜查，日久玩生，干脆免了。但有一个规矩没免，那就是官员进城，守门的卫兵必须喊门，喊门就是喊“哦！”一声，表示我知道你来了。这一声“哦！”也因官大小而异。大官来，“哦！”的声音长；小官来，“哦”的声音短。有时候，卫兵爱困，干脆在地上铺上席子，在门洞内、躺在被窝里头喊“哦！”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天气太黑、烛光大暗、门洞又长。所以纵使天低皇帝近，照样腐化胡来。上朝的人，在“哦！”声中，打着小灯笼，一个个鱼贯前进，从三个门前进到宫里去。当然，年高德劭的大臣还是不同的，有时候，皇帝看他们走得太辛苦，特赐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叫做“穿朝轿”；或乘马，叫做“穿朝马”，但这种优待，也只是到隆宗门前为止。翁同龢是皇上老师、也是年高德劭的大臣，也不能例外，这天，他在隆宗门前下了轿，满怀心事的走进养心殿。
　　北京城从外城朝里走，有三座大门，中间的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宣武门、右边的是崇文门。进正阳门直往里走，就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由天安门再直往里走，就是午门，午门是一，座成上边包抄形状的大建筑，正面是一座大楼，两边是四座角楼。它的前面，空间很大，可容纳两万人。明朝清朝的国家大典、常在这块地方举行。当然这块地也别有他用。例如明朝的“廷杖”，皇帝发威，当场打大臣屁股，就在午门；又如清朝的“申饬”，皇帝发威，叫宦官做代表把大臣臭骂，也在午门。还有大臣们向皇上谢恩，一群人满地下跪，也在午门。
　　进了午门，就是金水桥，过桥一直走，是太和门。太和门是人和殿的正门，进了这门，皇城内最伟大的建筑出现了，就是外朝的正殿——大和殿。殿前面围着三层龙墀丹陛，第一层二十一级，第二层第三层各九级，每层都围有白石雕成的云龙栏杆，曲折而上，再上面就是金碧辉煌的中国最大的木构大殿。殿基高二丈（约六公尺）、殿高十一丈（约三十三公尺），是用八十四根楠木大柱做骨架造成的。
　　太和殿因为是外朝的正殿，所以国家大典及元旦、冬至、万寿等节日，都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个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和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形成了三大殿，是外朝的政治中心。再往前走，就是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进乾清门往前直走，就是乾清宫，这是皇帝的寝宫。但是，皇帝日常真正的活动中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乾清宫前右侧的养心殿。养心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所在，召见臣属、举行宴飨，都在这里。这个殿有皇帝的小套房，在偌大阴寒的紫禁城里面，是比较温暖的所在。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典故，但是，“寡欲”固然太难，“养心”自也不易，这处神经中枢，其实倒是最扰人的地方。
　　这天，皇帝在养心殿里单独召见了翁同龢。
　　翁同龢概括的报告了中国已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请皇上从变的角度，盯衡大计。
　　“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不变啊，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皇帝对翁同龢说。“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就在上海设立制炮局了，后来有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诫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乃至成立招商局，这些都是先朝同治时代的变啊。即以本朝而论，从本朝元年举办铁甲兵船、在各省设立西学局开始，后来设立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北洋海军、汉阳兵工厂……直到今天……”
　　“皇上说得是。”翁同龢答道。“我们的国家，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开始变了，可是，我们变的，多是在船坚炮利方面‘师夷之长’，想从这方面‘师夷之长以制夷’。船坚炮利固是‘夷之长’，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长处是他们变法维新所带来的政治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夷之长’。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没有去学。结果，我们不但打不过真正的‘夷’，甚至在真正‘师夷之长’的日本变法维新以后，我们都打不过。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伏请皇上圣裁。”
　　皇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拇指支着下巴，其他四指揉着脸，他沉思着。他已经二十五岁，身体虽不壮硕，但是青春摆在那里、朝气摆在那里，从翁师傅的口里，他对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己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的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干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一八九五年过去了，一八九六年来了；一八九六年过去了，一八九七年来了；一八九七年过去了，一八九八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的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六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
　　召见康有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师傅生离死别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荐康有为，自己不但做了垫脚石，并且招致西太后对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牺牲了自己，把后继者送上了台面。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春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正在康有为要向人请教的时候，大头胖子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了。他坐上派来的专车，直奔袁世凯的海淀别业。
　　“久违了，长素兄。”袁世凯迎在海淀别业门口。一边迎康有力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表明了邀请之意，“今天约老兄来，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兄。因为这是首次，请老兄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兄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兄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兄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袁世凯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这是一双‘护膝盖’，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时候站不起来，又是失仪。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兄。我要赶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兄尽可使唤。今天送老兄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为表达了感谢之意。心想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这么细心、这么圆到，真是不简单。三年前办强学会，他还捐了钱，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总是出现，帮人一把，这个人真不简单。
　　颐和园的凌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康有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曙，轮到康有为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稍闭眼，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只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康有为走上前，跪了下去，脱帽花翎向上，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对康有为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轻轻他说，“翁同钳A保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他们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上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因此决心走这条路。你呈上来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康有为沉着地答着。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国上下好好干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当然知道。”皇帝特别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帘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大多了。在这么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该怎么做？”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时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第七章　回向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古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锗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晁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未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入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入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部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问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老兄过奖、过奖。不过，我觉得，一针见血其实也只是说，要做到一刀见血才是行动。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说着，湖南人朝佛像一指，“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二圣’，我想他们合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所以呀，我看，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还不如附身在忐士仁人身上，以舍身行佛法呢！哈哈，老兄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着头，望着湖南人，微笑着：
　　“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姑且可这么说：志士仁人的殉道，既是志士仁人舍身，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湖南人微笑着，“不过，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干下万万分之一，死得不是全部，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所以一旦舍身，所死就是全部。这样看来，未免不公平。哈哈！”湖南人不微笑了。
　　“你老兄这番议论，别有天地，不过对《华严经》的奥义，恐怕发明过多。”梁启超顿了一下，“华严的世界有所谓‘一真法界’，这种法界，主张真妄俱泯、生佛不分。乃超越一切对待，本体即现象，现象即本体，绝对平等。在这种‘一真法界’里，万法归一，从数量上，一个不算少、万亿不为多，从一粒砂石可以透视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从体积上，微尘不算小、虚空不足大，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互纳无碍；从时间上，刹那不算短、劫波不够长，万物方生方死也好、松鹤逻年也罢，都是一生。在‘一真法界’里，一切的多少、大小、长短，都是虚假不实的，超越有无、超越时空的‘一真法界’里，一念百千劫，百千劫在于一念；一粒微尘就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也是一粒微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志士仁人以一个自己舍身，其实与千千万万佛与菩萨舍身并无不同，佛与菩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更精确的说，佛与菩萨纵化身为千千万万，但是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殉道——部分的殉道，其实也就是全体的殉道，全体已随部分死去，从一的观点看，纵化为千千万万，也是一而已。这话愈扯愈远了，也许，佛若有知，会笑你我两人都是曲解华严的罪魁祸首了。”
　　“没有，没有曲解。”湖南人认真地坚持，“《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想想看，佛陀在七个地方，九次聚会，才把华严讲完，当时说没有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除了利根的大菩萨外，鬼神也、天龙八部也、二乘根器的阿罗汉也……都无法了解。所以这部经，就被藏在龙宫里，直到龙树菩萨把它背诵下来，才得流传在外。虽然龙树只背了三分之一，但是，华严的奥义我们还是能把握不少。其中的‘回向’是最精采的，伟大得无与伦比。真正把握住这种‘回向’奥义以后，会发现佛法绝不消极。王安石的一首《梦》诗，老兄还记得吗？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何等华严‘回向’的境界！王荆公认为人生如梦，一无可求，他什么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他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萨。而这种火候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梦成真、此身不妄。一般佛教徒理解佛经，全理解错了。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我想，老兄的看法大概跟我一样吧?”
　　“一样，真的一样。”梁启超兴奋他说，“你老兄和我萍水相逢，相逢于古庙、相逢于大雄宝殿之内，有佛与菩萨乃至十八罗汉为证，两人缘订三生、积健为雄、共参‘一真法界’，只谈了一些话就投契如此，可谓快慰平生。”
　　梁启超向湖南人作揖，湖南人也作揖为礼。
　　“对了，”梁启超补上一句，“谈了半天，我还没请教你贵姓？”
　　“哦，失礼，失礼。”湖南人赶忙说，“我姓谭，‘西’、‘早’。‘言’那个谭，名叫嗣同。‘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嗣；大同小异的同一一”
　　梁启超眼睛一亮，笑起来，伸手握住他，“你不是现今湖北
　　巡抚的少爷吗？”
　　“奇了，奇了！”谭嗣同眼睛也一亮，“你怎么知道我？做
　　谁？你是谁？”
　　“我是——我是康有为先生的学生梁启超呀！”
　　“唉呀！原来你就是梁启超，太幸会了，太幸会了！”他用力摇着梁启超的手，“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就是来找你们师徒呀！我在南边就听说你们在北京搞得轰轰烈烈，因此特地赶来，想参加你们的强学会。怎么样，带我去看康先生，并办入会手续？”谭嗣同性急了。
　　梁启超苦笑了，“真不巧，康先生八月底就去南边了，不在北京。强学会呢，你也来迟了，三天前就被查封了，我也被赶了出来。”
　　“唉！真不巧。那你怎么办？总不能没地方去。好！就来住在我们浏阳会馆吧。浏阳会馆是二十二年前家父捐出来的，住在那里跟住在家里一样，你不会觉得不方便。怎么样？”
　　“不必了，谢了。”梁启超答道，“我现改住南海会馆，顺便给康先生看家。反正两个会馆离得很近，我们随时可以见面。刚才你说你就是从上海来北京找康先生和我，其实我们也在北京等候豪杰之士光临。强学会的会员一共才不过二十多个，我们太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了。老兄文武全才，我们早就听说过，今天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高兴。只可惜会也给抄了家，不能带者兄到会那边走走。”
　　“这次被抄家，损失不小吧？”谭嗣同关切地问。
　　“当然不小。最可惜的是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两个月，想买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最后没法，托人从上海才找到一张，带到北京。己得那张地图来的时候，大家视同拱壁。为了推广国人的眼界，我们每天到外面宣传，找人来参观这地图呢！唉，如今这张地图也给抄走了。”梁启超不胜感叹，“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其实人心闭塞，有赖于我们做强学会式的努力。可是，强学会三个月，就给铲除了。受了挫折，可是我门毫无悔意。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种桑树，然后兼做春蚕，自己吐丝。只是地点上，目前不适宜在北京着手了，看样子我们要从南边着手，上海啦、湖南啦，都是理想的起点。现在康先生已经先去南边〕”，康光生有全套的计划，我们一定可以在南边扎根，再徐图北上。救国本不是速成的事业，可能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虽然有近功的机会，我们也不放弃，但从长远看，根本之图，还是办学校、办报纸，以开民智。康先生有鉴于此，他的努力重点之一便是培养学生，以人格感化学生，使学生变为同志，一起参与救国大业。你老兄虽不是康门弟子，但是我们欢迎你一起合作、一起现身。正如龚定盫所希望的：‘龙树马鸣齐现身，我闻大地狮子吼。’那不是更好吗？你老兄……哦，我该改变个称呼的方式，我称呼你的字吧。你的字是——…
　　“复生。光复的复，生命的生。”
　　“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翻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他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制制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泉。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间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入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的，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两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棚，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汇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廓无比，但那种开廓，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间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域，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严然已是八十。十二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愈发成熟，奴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上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入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大为干净上，水准摆在那里，风雅入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从广和居出来，又在外面料理了许多事，梁启超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了。他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决定找点东西看看。忽然想起，早上谭嗣同不是送了他四首诗吗？何不现在就看看？于是，他点起蜡烛，读了起来：
　　同住莲华语四禅，
　　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
　　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
　　阑入楞严十种仙。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家梦三槐。
　　金衰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优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
　　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
　　欲追前事已冥濛。
　　桐花院落乌头白，
　　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
　　结空为色又俄空。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幼僧祗。
　　梁启超读着、读着、读着，他惊呆了。天啊！这是多么好的诗！沉郁哀艳，字字都是学道有得之作！按说“诗无达诂”，解诗并无清楚的定说，但是，这四首诗读起来，你立刻就有一股苍茫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去追寻一点文字的痕迹，还是可以“达诂”一下的。于是，梁启超披身坐起来，开始仔细推敲诗稿。
　　“谭复生这诗，所受佛学影响之深。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把莲花看做最清净出凡的花，净土宗的佛教徒甚至强调死后托生莲华，花开见佛。佛门有‘莲华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修四种禅定所生的天——‘四禅天’，从初禅天的鼻舌以外眼耳身意四识，直到四禅天的六识之中只剩意识，十八天中境界愈来愈高，高到可以空中一笑，笑声洋溢。想到弘扬佛法，天雨生色之时，一阵黑风吹来，天空也就惨雾愁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据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仟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第八章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口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六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通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例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不是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大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献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家的？”保镖的就会报上字号。于是，就开始用“春点”谈，“春点”，就是黑话。
　　“春点”的范围包括江湖上的师承与帮派，如扯上远祖或同门关系，大家都一师所传，就好说了。给贼面子，承认贼给方便，是赏饭给镖局。然后就有这样的对话：
　　“穿的谁家的衣？”贼问。
　　“穿的朋友的衣。”保镖答。
　　“吃的谁家的饭？”贼问。
　　“吃的朋友的饭。”保镖答。这是真话，因为保镖的，正是吃的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找保镖呢？贼正是衣食父母啊！
　　一阵“春点”拉下来，贼把路让开，表示放行了。临走保镖还得客气一番。说：
　　“当家的，多谢‘借路’。你有什么带的，我去那边，几天就回来。”
　　“没有带的。”贼也客气。“掌柜的，你辛苦了。”
　　贼不托带东西，但贼会进城来玩。玩的时候，也会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是北京城里八个镖局中的一个，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所以，在“走镖”时候，只要一亮出王五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买账。正因为王五跟贼的关系好，所以，有些麻烦，也就惹到头上。有一次，一连发生了几十件劫案，被抢劫的，又多是贪官污吏，引起刑部的震惊，下令叫濮文暹太守去抓。濮太守派了官兵几百人去宣武门外王五家抓人，可是王五以二十人拒捕，官兵不敢强进宅内，相持到晚上，官兵暂退，王五也穿着兵士制服，混在其户脱走。第二天，王五忽然到濮大守那儿自首。濮太守奇怪：
　　“抓你你拒捕，不抓你你自首，怎么回事？”
　　王五说：“你来硬的，我就硬干；你既撤兵，我就投案。”
　　濮太守说：“我知道你早已洗手不干强盗的事，但你总要帮我破破案，几十个案一齐来，岂不给做官的好看！”
　　王五说：“大人的忙我一定帮，问题是你大人要赃还是要人？要赃，我可帮忙追回；要人，只好拿我去顶罪。”
　　濮大守决定但求追赃而已。就这样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王五感于濮太守是清官是好官，没有栽诬他是匪类，在濮太守下台去河南的时候，还派人送了他一程。
　　王五外号”京师大侠”，这是人们赞美他的侠气。另一方面，他的武功也是第一流的，大刀只是他武功的一面而已，他还精于剑术，在跟他学剑的学生里，有一个湖南人，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是外号“通臂猿”的胡七介绍认识王五的。他称玉五为“五爷”、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谭嗣同做“三哥”。王五的哥儿们一律跟着叫“三哥”。谭嗣同是这些人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但他毫不以此自骄，反倒跟这些粗人相偕，称兄道弟。大家都知道三哥书读得好，有学问，并且肯教他们，没有架子。大家乐意跟三哥接近，听三哥谈古论今。大家知道三哥的老太爷是做官的，三哥是官少爷，三哥不会干他们那一行，各干各的。但是，大家是哥儿们，大家肝胆相照，就这样的，大家交上朋友，并跟王五和胡六拜了把兄弟，转眼十年了。
　　十年间，王五和哥儿们有好多次跟谭嗣同谈到帮会的事，他们很明显表达出他们反对满洲人的传统。但是，一碰到满洲人这个问题，谭嗣同好像就有点不愿多说。不过，他也不扫他们的兴，也不说他们不是，笑着看他们叫骂。大概是态度不明朗，哥儿们头脑简单，就以为三哥也是反对满洲人的。
　　大家做朋友，做到了第十年，一八九八年到了。谭嗣同应召进宫见光绪皇帝，并在军机处做了四章京之一，消息传遍了北京城，也传到了镖局。
　　“他去见了皇上！”“他去见了皇上！”六个字，像空气中钉进六颗钉子，王五他们呆住了。他们互相看着，都不说话。有人沮丧地低了头。
　　“谭嗣同背叛了我们！”胡七突然斩钉截铁。“没有，谭嗣同没有背叛你们！”一个坚定的口音响在门口，站在那里的，正是谭嗣同。
　　“三哥啊！”王五大叫了起来，他突然站起来，满脸通红。“三哥，你去见他干什么！我们是什么立场？他们是什么立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好谈的！要有，就是他们擦我们，我们擦他们！”王五的右掌做成刀状，来回各做一个砍头的姿式。“三哥啊，你是有大学问的，不像咱们哥儿们是老粗，你比我们读书明理，你说说看，你为什么去见满洲人，要干这种事，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对待你？”
　　“这就是我不先告诉你们的原因，我不能使你们为难、使你们精神上先有负担。我若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我去以前，结果是好是坏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宁愿先去试试看，如果结果不好，那就是我一个人判断的错，不牵连五爷和各位。如果先告诉了你们，你们一定不同意我去，如果去了结果好，你们就挡住了这个结果，岂不我又陷你们于判断错误？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先告诉你们。我……”
　　“你！你！你他妈胡说！”胡七陡的站起来，撩起了袖子，大家也部站起来。王五把左手手心向下，从左胸前向外划过，暗示不要轻举妄动。谭嗣同坐在方桌的一边不动，神色安详他说：“五爷、各位，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大家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
　　“他妈的你去见了满洲人，并且一见还见的是满洲头子，你背叛了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完！我们这样看得起你，原来你背叛了我们！”胡七吼叫。
　　“七哥……”谭嗣同开口。
　　“你别叫我七哥！七哥是你叫的！我们的交情，今天就是完了！你别叫我七哥！”
　　“好吧，我不叫，我只是请问你，我……”
　　“我不要听你我、我、我，我们拜了把子，今天就要同你拔香头；我们发誓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胡七一边吼着，一边越过方桌，直朝谭嗣同扑过来，大家也一拥而上。茶杯滚到地上。
　　“住－手！”王五的洪亮喊声，使人人都立刻缩了回去。谭嗣同安详地坐在那里，鼻孔流下血，茶水溅满了一身。他任鼻血一滴滴淌下，擦都不擦。他稳定得像一尊佛像，不是金刚怒目，而是菩萨低眉。
　　王五突然翻开了小褂，掏出了腰间的匕首，明晃晃的，大家望着他，可是谭嗣同若无其事。王五把自己白色小褂最后一个钮扣解开，左手拉起了衣角，用匕首朝小褂割去，割下一块方形的布，收起匕首，把布铺在左掌上，朝谭嗣同鼻子捂上去，他右手按住谭嗣同的肩，说：“到床上仰着躺一下。”
　　王五扶谭嗣同躺在床上，叫人拿两条湿手中来给他，亲手用一条擦掉脸上的血迹，另一条折好，放在额头上。他伸手拉开了被，为谭嗣同盖上。然后打个出去的手势，他却不先走，让大家先出去，然后轻关上门。
　　大家在房外草地上，蹲着，蹲着。王五不开腔，他京出旱烟袋，装上烟丝，从火石包里掏出黄棉，放在烟上，用打火石打燃黄棉，一口接一口吸着。大家跟进，也点上烟，胡七不抽烟，他蹲在那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用力画着叉子，画了又描上，愈描愈深，嘴角随着画线在扭动。
　　“大哥，”胡七忍不住开口了，“我真不明白，以谭三哥这样的人，为什么背叛我们？”
　　王五吸着旱烟，没有看胡七，眼只望着天，冷冷他说：
　　“他没有背叛我们，他如背叛了，他就不来了。”
　　胡七想了一下，恍然若有所悟：
　　“说得也是，他若背叛了，他该明白再来不就是送死吗？他还不明白我们不会饶他吗？他上次还告诉我们，湖南马福益那一帮前一阵子四当家的犯了则，兄弟们决议是叫他从山顶跳下去，最后兄弟们送他上山，他一边走，一边还照顾送他的大哥，说：‘大哥小心走，山路太滑。’马福益是三哥的同乡，又是朋友，三哥难道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我不信。”
　　“也许他不认为他犯了规矩吧？所以他敢回来。”有人说。
　　“犯规也好、不犯规也罢，问题是他如果背叛了，他回来干嘛？他总得有个目的啊？”又有人说。
　　“目的就是拉咱们一起跟他下海，一起做满洲人的奴才，他自己一个人做还不够！”胡七把树枝一丢，大声说。
　　王五望着天，含着烟，并没有抽。终于转过头来：
　　“不要瞎猜了。三哥一定有他的原因，这原因不是你们能猜得透的，也不是我王五猜得透的。他学问太大，我们是粗人，我们不清楚。只清楚谭嗣同绝不是背叛朋友的人，我敢以这颗脑袋担保，我王五活了几十年，五湖四海，阅人无数，就没把人看走眼过，我就不相信谭嗣同有问题！谭嗣同有问题，不要他从山上跳，我先跳！不但先跳，并且挖下我眼睛后再跳！”
　　“我们当然相信大哥，相信大哥不会看走了眼。”胡七心平气和他说，“我刚才动手，也说不出为什么，大概三哥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这些粗人明白，所以气起来了。”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
　　“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锯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锯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脸盆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大多大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搽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中。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问，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者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帧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夭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干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大深了，人大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著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黄帝纪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但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儿们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儿们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的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悟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儿们，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翻的我们就推翻。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儿们，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儿们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儿们，永远是哥儿们。我们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争着扶起谭嗣同来。谭嗣同转身退去，大家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第九章　戊戌政变
　　黑暗在北京城处处皆有，即使在皇宫中也一样。紫禁城的宫墙都相当高，夹在宫墙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来，更是黑暗处处。
　　乾清门比起午门、太和门来，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它身居内廷第一正门，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来也气势威严。尤其在天黑以后，黯淡的烛光，自门中摇曳出来，照在阶前的一对铜狮背面，更显得威严而死寂。铜狮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张立，看来在保护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们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门虽然是乾清宫前面的门，但是，它也内有皇帝宝座，皇帝来这里，叫做“御门听政”。听政时太监将宝座抬到乾清门的正中，前面放一黄案，黄案前放一给官员下跪的毡垫，开的是一个半露天的小朝廷。顺着御门的石栏向左看，有斜墙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黄绿琉璃瓦，凸起在朱红的墙上，入夜以后，变成一面黑墙，在乾清门前的外院中，显得格外突出。沿着照壁再向左，过了内右门，就看到三间与高大的皇宫建筑绝不相称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内阁——军机处。与军机处成直角的，是隆宗门。过隆宗门又成直角，与军机处无独有偶的三间矮房又出现了，就是军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原因，是由于连年用兵西北，为了军书快递与保密防谍，就在隆宗门外盖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从此立为制度，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军机处是神秘的衙门，它的权力极大，皇帝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尝不限制它。例如军机处自己的图章，就另放在内廷，要盖印时，由值班的军机章京要去“请印”，才能完成盖印手续。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内容，都不准预先告诉军机处，而军机处的重地，没得允许也不得进入，门上挂着白木牌，上书“误入军机者斩”，森严情况，六字毕呈。为了执行这些森严的规定，军机处每天都来一名御史，在旁监视。
　　巍峨豪华的皇宫与矮小破落的军机处，是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正象征着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军机处里除了办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设备简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墙上的“喜报红硅”木匾，那木匾上的四个字，正是皇帝每次见到军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对象转移了，转移到军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专权，“御门听政”早就没有举行了，被缩小了的皇帝，现在，决心用变法维新做最后的挣扎，在他与军机章京的谋划下，展开了满汉联手的大改革。不过，所谓满，满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谓汉，军机四章京外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而已，整个的中国，还像那入夜的铜狮子。
　　变法维新从六月十一日正式开始。这一天，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变法自强，接着就是密锣紧鼓的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除旧方面废八股、废书院、裁绿营、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妇女缠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试策论、办学堂、设农工商机构、设矿务铁路总局、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与新发明、翻译新知、准办学会、准开报馆、广开言路、军队改练洋操洋枪、准备实行征兵等……在光绪皇帝带头、在紫禁城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候，西太后那边，在颐和园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来。西太后在光绪皇帝诏定国事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师翁同A赶走、把自己心腹荣禄安置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摆下阵势，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虽然阴云满天、大军压境，光绪皇帝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变法维新，发愿不要做丧权辱国的亡国之君，他要在困难重重中向前推进。在白天，他越过守旧大臣，跟军机四章京推进变法维新；在晚上、他把在军机章京值房的爱国者叫进乾清门，在铜狮未醒的当口，秉烛策划一切。
　　可是，不论多少夜以继日的推进，一切却显得不对劲了。光绪皇帝终于觉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传来，大概就在十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就会展开。光绪皇帝已被逼到墙脚，九月十四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诏交给杨锐带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张密诏交给林旭带出。两道密诏的内容是：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干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己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傅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凡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廉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的，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赐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
　　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
　　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
　　朕有厚望焉！特谕。
　　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会馆里，康有为和大家捧着密诏，做了紧急的决定：第一、要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提议去劝说有新建陆军在手的汉族军头袁世凯，袁世凯头脑比较新，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连续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一冒，谭嗣同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发生时，大家被一网打尽，所以决定康有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决定以后，即分头进行。
　　当天晚上，谭嗣同联络上袁世凯，约好晚上十点，到法源寺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那时事忙，没住在自己的海淀别业，就便住在法源寺里，他为什么住法源寺，没人知道，也许在学恭亲王吧？
　　一八六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下弟弟恭亲王奕忻在北京与洋人谈判。那时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匕京内城，恭亲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进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热河遥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嘱的是：恭亲王不可以亲自见到洋人，因为恭亲王是中国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岂可被洋人见到？但是，咸丰皇帝这种叮嘱，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你自己打了败仗，洋人占了你国都，你跟洋人谈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英法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也亟应赶快解决，在解决过程中，恭亲王就无法不见到洋人了。最后，谈判完成，英法联军同意撤兵，愿和中国和平相处，并表示将按国际礼仪派大使来“亲递国书”。不料这一约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的介意起来，他批恭亲王的奏折说：“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饵，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那？”为了抗议大清无人和拒见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热河。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夺权成功、恭亲王的终于失势。他在法源寺折冲尊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六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一一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个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着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大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一一瀛台一一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市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分，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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