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革前后，杨振宁的回国之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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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的一天，杨振宁忽然在美国报纸上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看到美国政府的一个通告，美国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而这个通告把中国取消了。再加上1971年两国进行的“乒乓外交”，杨振宁更觉得通往祖国的门已经打开，心中甚为振奋。但是当时越战还没有结束，杨振宁怕这个打开的门几个月又会关上，所以希望趁这个机会，一圆他26年来回中国探视的心愿。
当然杨振宁对于回到中国早有心理准备，在美国他所研究的物理里面，有一部分是核物理，那是和核武器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26年当中，他都有意地避开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绝对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曾经用了一个英文的说法“keepitatarm’slength”，也就是“保持适当距离”，甚至他连ＩＢＭ公司的顾问都辞掉，以免影响到回国的可能。
1971年冷战局面未解，从美国到中国去访问系非比寻常之举，尤其杨振宁是一个归化的美国人，又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可以说相当敏感。那个时候杨振宁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校长托尔托尔，另外还曾经找一个美国朋友去打听回中国去的可能，那个朋友告知没问题，于是他就正式通知了美国政府，说他要回中国探亲。美国政府是通过白宫的科学顾问回答他的，说同意杨振宁到中国去，不过不能帮他拿到签证。
在那之前，杨振宁已经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回中国探亲。杨武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国务院通知杨武之说，欢迎杨振宁回中国来探亲，并且要杨武之告诉杨振宁，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杨振宁打听了一下到上海的飞机，发现那个时候除了苏联的航班之外，只有法航每个星期有一班飞机从巴黎到上海，于是杨振宁决定到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
杨振宁做决定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有回国的打算。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闭状态，所以杨振宁的美国朋友或者华裔朋友，都对杨振宁回国有些担心，怕他会被中国政府扣住，不让他再回美国。杨振宁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因为他对中国政府有些了解。他说，如果他回去以后跟中国政府说愿意留在中国，中国政府一定会欢迎；如果他不说这样的话，中国也不会强要留他下来的。
（4）文革前后，杨振宁的回国之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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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振宁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此行可能造成的冲击，譬如说那个时候台湾地区主管机关一定对他不满意。而和杨振宁在高能碰撞方面合作做出“邹－杨模型”的邹祖德邹祖德，正好计划在同一年的夏天回台湾探亲。杨振宁6月里和邹祖德谈起他要回国的计划，并且还劝邹祖德暂时不要回台湾去，因为邹祖德和他关系密切，怕邹祖德回台湾会受他的牵连。27
1971年7月15日，杨振宁由纽约飞到巴黎，并且拿到赴中国的签证，四天以后他踏上了26年来魂牵梦系的归乡之旅。
杨振宁到达上海的虹桥机场，除了家人之外，还有上海市政府统战部的官员来接机，有一位官员跟杨振宁说，是不是可以把护照和机票交给他们保管。杨振宁虽然把东西给了他们，但是仍难免有些担心，并且问弟弟振汉，这些人靠得住吗？杨振宁担心了一个星期，就拿回了他的护照和机票。后来杨振宁曾经说起一个故事：早年在英国成为著名科学家的苏联的卡皮查（PyotrKapitza），20世纪30年代初回苏联以后被政府扣留，并且出钱把他在英国的研究设备全部搬到苏联。28
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停留到8月17日才离开，差不多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中间除了在上海和家人相聚，每天探望住院的父亲，也去了合肥、北京和大寨等一些地方，见到许多老朋友，看到许多新的发展。他比较1945年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感受到26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情感上的复杂感受非言语所能描述。29
杨振宁刚到上海起先是住在家里，后来接待杨振宁的统战部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就让杨振宁住到锦江饭店去。第二天一大早，杨振宁被外面的高音喇叭吵醒，就起来走了出去，想去买豆浆、油条吃。卖油条的妇人给了他食物，他付了钱，妇人问他：“粮票呢？”他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粮票，妇人瞪了他一眼，他知道不妙，赶快挤在人丛中溜掉了。
后来他走到锦江饭店门口，看到有些小孩在抓树上的知了，杨振宁就拿出相机给他们照相，这一来交通警察过来要把他照相机的底片曝光，还问他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时就聚集了许多围观的人，锦江饭店的警卫赶快出来把他带回去，说杨振宁是他们的客人。以后统战部就让杨振汉搬到锦江饭店陪杨振宁住，以免再弄出什么麻烦。
（4）文革前后，杨振宁的回国之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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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事实上国内大多数人当时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振宁的家人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并没有和杨振宁说，杨振宁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看法，认为整个运动完全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团结。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普遍对于左翼运动有着浪漫的看法。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反越战的学生运动，都为这种思潮提供了滋养的环境，因此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有着一份好奇和向往。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立刻有许多地方请他去演讲，谈他的中国之行，譬如说同年8月在康奈尔大学的物理会议，以及9月在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都做了公开的演讲。这些演讲都十分轰动，而演讲的主调，可以说就是盛赞新中国的建设。
后来杨振宁还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地方，陆续做过中国之行的演讲。听过他演讲的许多中外人士，虽然对杨振宁演讲中所呈现的中国面貌，以及他个人所显现的热情印象深刻。但是也发觉到杨振宁的看法过分天真，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热情有点幼稚。
美国政府对于杨振宁的中国之行也非常感兴趣，杨振宁回到石溪以后，就曾经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查问电话。有一次一个调查员来电说要和杨振宁谈一谈，并且说要到他的家里来，杨振宁拒绝了，于是他们在杨振宁的办公室里见面。谈话中，杨振宁感觉出那个调查员有一些语带威胁的味道，于是就要他的秘书进来，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杨振宁说，他主要的立场是他回中国去，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情，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替美国政府打听任何中国的消息。
后来杨振宁还打电话给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告知和美国情治单位人员谈话的情形，那位朋友说他做得非常正确。
（4）文革前后，杨振宁的回国之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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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因为父亲住院，病势沉重，所以第二年6月又再度回到中国探亲，当然同样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这一回还去了南京、广州、西安、延安和砂石峪等一些地方，见的人也更多一些，而且停留的时间更长。回到美国以后，杨振宁曾经在纽约唐人街做公开的演讲。
杨振宁后来说过，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演讲，尤其是头一次为期四个星期的访问，在他身上产生了极大的感情冲击，他承认当年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件事，他曾经自嘲地说，他是一个很蹩脚的新闻记者。
对于杨振宁“大力揄扬祖国”，当时许多人除了说他幼稚天真之外，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甚至用了“杨振宁在中国酒醉饭饱，冲昏了头”之类的词句。但是许多人认为，杨振宁对于中国真诚和深切的感情，以及他完全没有政治的立场，都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而事实上，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杨振宁这些公开的说法，负担了相当大的风险，需要一些勇气。
不过杨振宁自己说，虽然当时他对于中国的情形，有许多认识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他所做的促成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事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他曾经写过：
1972年夏天，第二次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作为一个美籍的华裔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
（5）杨振宁谈“两弹元勋”邓稼先；
（5）杨振宁谈“两弹元勋”邓稼先；
杨振宁以为，日常生活习惯固然是人的素质之一，不过他认为人的素质中更重要的是人的基本品格，以中国农民的基本品格来看，他们的素质不但不低，而且是很高的。
在他的好友当中，对中国原子弹工程有重大贡献的邓稼先邓稼先，就被杨振宁认为是一个有中国农民个性的人。杨振宁曾经如此形容邓稼先：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杨振宁和邓稼先从小在清华园认识，后来在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在昆明时也都在西南联大念书。杨振宁先出国念书，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普渡大学，两人又有见面往来。20世纪50年代邓稼先完成物理博士学业之后，立刻回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计划，到1971年杨振宁首访中国，两人才再次见面。杨振宁和邓稼先虽然并没有很长时间的相处，但是因为邓稼先的个性朴实，他们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杨振宁对于邓稼先在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的重大贡献和成就，深受感动，曾经有接到邓稼先的信而泫然泣下的故事。29后来杨振宁回到中国，也都和邓稼先见面叙旧，在北海仿膳斋共餐谈笑，1972年还到邓稼先家中访问，了解到邓稼先生活的清贫。20世纪70年代晚期，杨振宁回到中国访问，曾经有一次想和邓稼先骑脚踏车出游，当然后来并没能如愿。
杨振宁对于邓稼先的为人十分推崇，引为自己永恒的骄傲。（杨振宁提供）
邓稼先在从事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经受到一次意外的辐射伤害，到80年代罹患了癌症。后来杨振宁曾经委托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韩叙韩叙，将他特别要来的实验治癌新药，送回来给邓稼先用。
1986年7月邓稼先去世以前，杨振宁在前两个月中两次到医院探望，他以他一贯很节制的感情，和邓稼先家常谈话，只另外给邓稼先送了一盆花。那一回，杨振宁还偶然问起邓稼先的太太许鹿希许鹿希，邓稼先做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是多少？许鹿希说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令杨振宁有些讶异。后来杨振宁再向邓稼先当面求证，得知确实一共20块钱，原因是总共发了1万块钱，由单位里的人按等级均分，邓稼先就各分到了10块钱。
后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应该公开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科学家的贡献和事迹。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以前，中国政府便正式公开了邓稼先在原子弹工程中的事迹和贡献，并在1996年邓稼先去世10周年那一天，公开向世界宣布停止核试爆的决定，表示对邓稼先的一种敬意。
（6）杨振宁谈国民性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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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振宁谈国民性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杨振宁说，他因为工作缘故在许多地方旅行，慢慢得知许多中国人在海外受到歧视和迫害的事情。譬如说在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规定，所有中国工厂做出来的木具，都必须打上“中国人制造”的印子，这样澳大利亚的很多白种人就不会去买这些木具。另外在印度尼西亚，杨振宁也看到那里中国人的一种恐惧。
杨振宁说他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过去在美国旧金山所受到的歧视。这篇外国作家的文章说：
事实上你听到、读到愈多关于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的经历，你就会愈倾向于做出以下的结论：除了印第安人以外，在美国各民族中，没有别的少数民族曾经受到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无理性的迫害，也没有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在今天能像中国人一样，在经过这些迫害后有这么少的心理伤害。
杨振宁说，中国人受到了许多迫害是一个事实，但是他问道：
在美国的中国人果然没有心理伤害吗？
杨振宁说，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束缚力量，这些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缺少反抗的动力。杨振宁举出在1970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叫做《二世》的书，所谓“二世”是日本人自己对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称呼。这本书讲的是在美国的日本人的历史，其中对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有很详细的描写。这本《二世》的书是贡献给“一世”的。
杨振宁问道，是不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没有日本人的重要呢？是不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没有日本人那么值得记载呢？他说，如果回答是“不然”，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类似的详尽的历史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常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阿Ｑ式的自欺欺人的争面子的报道呢？
杨振宁说，中国人受了传统的影响，有一个观念就是：“算了，又何必要找事情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念。他说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600万人被杀掉，今天几乎年年都有几十本新书来研究他们受到的残酷待遇。杨振宁说，这些书很多是犹太人写的，而且他们所写的历史不见得都是说犹太人的好话，也说了许多为了保存自己性命出卖朋友的犹太人的事情。
（6）杨振宁谈国民性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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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说，一个犹太人描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譬如受压迫下的可耻行动，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一个在美国生长的日本人攻击美国对日本人的待遇也需要有勇气。中国人似乎缺少这些勇气。杨振宁问道，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所谓的没有“心理伤害”呢？19
杨振宁也特别提出，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后，人类对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各个国家为了争夺资源和经济发展，使科学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工具，其背后的问题，是人类不可抑制的一种消费欲望。他认为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恐怕除了用宗教办法以外，是不可能遏止的。
杨振宁认为，如果整个世界没有产生巨大的冲突，也许到2030年或者2050年，人类就要渐渐进入生存资源激烈竞争的时代，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观念会改观，道德看法因为生死存亡也要改变。杨振宁说，在那种情况下，他对于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譬如美国的文化，并没有信心，因为那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譬如就在20世纪，美国还发生了驱赶印第安人、把土地分给白种移民的所谓“homestead”（美国旧时分给个人居住并开垦的土地）。
对于中国现在发展成功变得强大以后，许多人把中国当做敌人，并且认为中国可能非常有侵略性，杨振宁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事实上近代中国跟别的国家签订条约，多是中国让步，而且中国因为在清朝时不懂得条约的道理，常常被西方国家批评为中国不遵守条约，所以后来新中国签订条约都是严格遵守的。
作为一个顶尖的科学家，杨振宁认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尤其未来的科学发展，譬如说生命科学的发展，要带来的道德和社会问题，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因此科学家和政府的领袖以及社会上的一般人，相互之间思想上的沟通和了解，就变得愈来愈重要了。
杨振宁说他并不认得很多政治人物，不过他却不认同美国学术界常常流传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做政治的人智力上有问题，他觉得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他说，不要说一个人能做到总统、国务卿或者是内阁成员，就是任何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都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他们如果不够聪明，不能掌握选民的心理，是不可能被选上的。
杨振宁曾经谈起，20世纪80年代因为中国有些人对他不大满意，所以有谣传说杨振宁想做一个政客，要想变成参议院的议员云云。杨振宁说，如果他真能够成为参议院的议员，他一定会去做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值得做的事情。他还说，那时还有杨振宁开了100多家饭店的传说，他说开100多家饭店岂是容易之事。杨振宁以为，这些说法所反映的，是有些人认为做教授就清高一点，而政治和商业是比较污秽的。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1）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
对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价值观念，杨振宁有许多不同于寻常的看法。他曾经说，在中国人社会中的教育制度，比较强调会考试的能力。杨振宁认为，一个人太会考试，老是想考试考得好，就会产生一种认为知识都是人家已经做好的，只要等着去学习的观念，有这样思考习惯的人，不利于需要创新精神的科学研究。
1987年，杨振宁在新加坡倡议设立了陈嘉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鼓励一些很有动手能力但是不会考试的年轻人，使这些原来被考试制度摒弃在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他们的贡献。杨振宁说，中国过去的考试制度，歧视那些擅长动手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
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才，杨振宁也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念书念得不错的学生，都可以在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的。他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和老师总是有一个想法，认为如果一个小孩念书念得不错，就让他念研究院，念完研究院，就要得博士学位，假如有大博士学位、大大博士学位还应该继续念下去。杨振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至于已经进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杨振宁认为应该放开视野，多涉猎本行以外的一些知识。杨振宁说，“博士”顾名思义是要“博”，英文叫做“DoctorofPhilosophy”。“Philosophy”指的是总的思想方向，一个人兴趣比较广，可以应付整个学术界前沿方面的千变万化的新情况。
他也特别提到，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做自己所做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是不大可能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
对于做学问，杨振宁不但反对苦读的观念，也不同意许多人热衷于培养神童的想法。他曾经举著名数学家威纳威纳（NobertWiener）的自传小说《昔日神童》（Ex-Prodigy:MyChildhoodandYouth）为例，说到其中许多神童的悲惨际遇。威纳威纳在书中写道：
一个早熟儿童在智能上预支了他一生的精力资本，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使他不靠救济过活，不进疯人院，也注定他只是二流角色。
天才由于一半属于成人世界，一半属于他周围的儿童世界，而多了一层痛苦。神童比其他儿童要经历一个更为矛盾的阶段，他的处境就难有美妙可言了。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2）
杨振宁特别提到他的幼年时功课很好，中学时代就在数学上有早慧的天才，但是他的父亲没有进一步要他去念微积分这些大学教材，反而请人来教他读《孟子》，杨振宁认为他父亲这种顺其自然发展的作为，使得他受益良多。
杨振宁相信，让一些孩子学习太超前，很早地送他们到大学里去，会迫使他们面对沉重的压力，形成不健全的性格。他提到有一个叫罗章雄的神童，他父亲曾经来向杨振宁询问升学之道，杨振宁劝他不要急于把儿子送出国读大学，应该让他像平常孩子一样享有童年。杨振宁说他后来听说罗章雄和一般的孩子一样在操场上踢球，他很高兴。
谈到中国的物理科学教育，杨振宁在1986年的演讲中说，中国物理教育中认为物理就只是逻辑，以及觉得物理就是要做许多演算，都是错误的想法，而物理课程中所谓的“四大力学”，也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他特别举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受到费米和泰勒的启发，认为要特别重视物理的现象以及直觉下意识的推理，才是学习物理的重要方法。他说物理学除了要有基本知识作为骨干，还要有血有肉。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他特别还提到中国人才的不流动，以及平均主义的观念，都必须寻求改变。对于知识分子的贡献，杨振宁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健全的评价体制，打破“论资排辈”的评价方式。
除了坐而言之，杨振宁也起而行之。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回国访问，推动科学学术，并且差不多是独力地反对中国在当时发展没有优先紧迫性的高能物理。80年代，他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博文讲座教授，每年到香港三个月的时间，为中文大学和香港学术文化贡献心力。1986年，他首次到台湾地区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后来也成为“中研院”学术咨议总会的召集人和理论科学中心的咨议委员会主席，与闻台湾的科学学术。
1995年，杨振宁接受成为设立在韩国的亚太理论物理中心的总裁，希望以他在科学上的国际声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中心，来引领亚太地区的科学发展。这个理论物理中心后来因为韩国政治的变动以及经济情况的衰退，并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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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高等研究中心，本来希望杨振宁回到这个他度过童年的校园中，担任研究中心的主任。杨振宁因为一时不能长时间回到清华，所以只同意担任中心的名誉主任，由他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同事聂华桐担任主任。不过他热心参与这个中心的筹划，并为这个中心成立基金会，除了自己捐出100万美元，还亲自出外募款。
当然杨振宁还是没有离开他住了30多年的纽约长岛石溪。几年以前他由原来海边的大房子，搬到邻近圣詹姆斯镇一个小山丘树林里较小的房子，他还是开着老旧的日本车，到不过10分钟车程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石溪的校园里，并不是人人都认得他。虽然理论物理研究所给他保留了一个1号牌子的停车位，有时候还是被其他的汽车占用，杨振宁也只是无可奈何地在那个汽车车窗上留下一个字条。
在石溪的街上，杨振宁常到那里的两家中餐厅吃饭，老板都认识他，知道他以前常喜欢吃的是香干肉丝。心脏开刀以后，杨振宁遵从医嘱，开始改吃鸡肉。他也上超市和书店，认得他的人不多，有时候因为听力退步，还得再问那些年轻的柜台小姐说了些什么，她们当然也不知道杨振宁是何许人也。
这是杨振宁的第二故乡了。这里有他的家，美国有他的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孙女，但是年近80岁的杨振宁，难免有落叶归根的想法。2001年他写了两篇关于海森堡和费米的文章，纪念他们两人的百年诞辰，这些文章中也透露出杨振宁内心里的一些想望。
在纪念海森堡的那篇文章中，杨振宁谈到海森堡在20世纪70年代晚年时出版的自传，谈到海森堡在书中谈起在战后成为美军俘虏的过程，讲到海森堡被美军带走前，对于德国家乡美景的依恋。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
海森堡在事过30年之后，所写下的这个轻描淡写的过程，事实上心中经历了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爱，何等的回忆以及何等真实的感情。
在费米的文章最后，杨振宁也谈到了他70年代在中国与芝加哥大学的老同学寒春的重逢，谈到寒春去中国以前他们在芝加哥给她举行的惜别聚会，谈到寒春说起离开美国以前，告诉了费米她要去中国的决定。杨振宁也提到，寒春说她一直感激费米同意了她的决定。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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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晚期以后，杨振宁常常由美国飞到东亚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一年超过四五次。他知道自己的成就来自科学上的贡献，他最心仪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他曾经自我评价，说自己的风格是1/3来自狄拉克，1/3来自费米，1/3来自爱因斯坦。22但是当有人问他一生最大贡献的时候，他的答案却是：
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1999年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杨振宁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上完了最后的一堂课，他正式退休了。那一年的5月，在长岛山茱萸盛开的季节，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特别为杨振宁举办了一个退休的研讨会，这是一个科学上的盛会。
5月22日这个退休研讨会的第二天晚上，有一个为杨振宁退休举行的晚宴，和杨振宁惺惺相惜的理论物理学家戴森，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到石溪参加这个盛会，并且应邀成为晚宴上的头一个演讲者。
戴森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杨振宁为自己60岁所出的《论文选集》。本身以文字优美著称的戴森，推崇杨振宁在《论文选集》前面所写的许多评注，认为那是一本经典之作。
戴森在演讲中说，他和杨振宁同样景仰大科学家费米，并同样受到费米的科学思想启迪。戴森特别提出杨振宁在《父亲与我》文章中对父亲和中国的感情，戴森说这篇文章动人地描述杨振宁和父亲亲密的关系，以及因分离而造成的痛苦：
没有美国，杨振宁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离开了中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树。
戴森说，对杨振宁来说，他个人方面离开父亲，以及政治方面离开中国，是同一个悲剧的两部分。
戴森特别提到，杨振宁在《父亲与我》文章结尾写到亲眼目睹香港的回归，想到他父亲那一代所经历的苦难而引起情绪激动的回忆。戴森说，他能够分享杨振宁的感情，因为他来自英国，和杨振宁同样是来自另外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他能体会杨振宁对于美国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因为美国对他们是如此之慷慨大度，但是对于他们古老文明的了解又是如此之少。
戴森喜欢杨振宁《论文选集》前言中所引用的杜甫的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推崇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科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是一个知所节制的保守革命者。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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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晚宴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肯尼肯尼（ShirleyKenny）正式宣布，将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杨振宁最后上台说，他原本是推辞这番为他办退休研讨会的好意，结果却使得他在山茱萸盛开的5月里，有两个美好的日子。他说自己到美国50多年，经历芝加哥、普林斯顿和石溪三个研究所，感激美国给予他的发展机会，也谢谢在座的太太杜致礼。虽然他们在家里还常辩论，当年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里，到底是谁先向谁打招呼的，不过对于结缡49年的太太杜致礼给予他的支持，公开地表示感谢。
自知极端幸运，人生一帆风顺的杨振宁说，他在1982年60岁时，发觉了人生是有限的，而过去的一年半当中，他自己和太太也一共经历了四次手术。他在演讲最后用幻灯片先打上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杨振宁说，年岁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体认，他接着打出民初大文学家朱自清的新句：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三年以后，杨振宁满80岁了。清华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在1999年10月2日正式挂牌运作以后，杨振宁的参与比以往更多，他努力帮忙募款，也安排请到几位在美国最顶尖的年轻研究者，每年短期到访。本来他预备先回清华大学教一学期的物理，但是因为太太杜致礼的身体情况不佳，未能实行。清华大学为他和其他几位大师所盖的两层楼的西式住宅，他也无法回去常住，面对庭院里的竹子。
（7）杨振宁为何选择落叶归根；（6）
2002年6月，清华大学特别为他举行80岁的庆祝研讨会，当代数学大师陈省身和13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一位数学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几百个科学家，都来参加盛会。6月17日，在庆祝杨振宁80岁生日的晚宴上，多位科学界以及外界的友人都上台祝贺杨振宁生日快乐，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杨纲凯特别提出，杨振宁从生日到两篇历史性论文的三个“10月1日”的巧合。已有四年没有到北京的“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特别在晚宴上把他带来的晶体做成的寿桃，送给杨振宁作为生日贺礼。
杨振宁幼时旧识，著名雕刻家熊秉明，写了一幅“八十”的屏框送给杨振宁。并且他上台说，杨振宁的物理学已经拓展到形而上学，把诗和美包容了进去。他说，杨振宁的生活实践是入世的，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杨振宁的许多散文弥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关切，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了出来。因此，称杨振宁为任重道远的科学家是最恰当的了。
最后杨振宁也上台讲话。他提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到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长城上所说的：“一样的长城，不一样的国家！”他说在1961年自己的一篇谈论费米的文章中说：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命长短不应用年份来度量，而应历数他所经历过的成功事业。
他提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戏剧《皆大欢喜》（AsYouLike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而其第七幕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杨振宁接着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
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他说，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8）台湾学者江才健：写《杨振宁传》，冥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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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湾学者江才健：写《杨振宁传》，冥冥中的宿命；
原以为自己不会再写一本传记的。想不到后来开始写杨振宁传，竟有如冥冥中的一个宿命。
1996年，我写完了吴健雄《吴健雄传》。《吴健雄传》是从1989年我到纽约做一年访谈工作开始的，那是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作为。纽约回来，又花了六年才完工。书写得如此慢，难免受到许多质疑，那时在报社工作，自然不免分心，但是在许多“下笔千言，一日数稿”的同事眼里，多觉得我还是慢得令人狐疑。一位女同事甚至以玩笑口吻说，我写《吴健雄传》期间，她不但写完两本书，还生了两个孩子。她说的都是事实，我听了只能苦笑。
书写完了，心头落下一个重担。有人好心，善意地给予鼓励，年轻的学界友人，也有揄扬过甚之评。吴健雄吴健雄那时八旬有四，身体日衰，1996年她来台北，已是媻然龙钟了，9月在纽约见她，未料竟是最后一别。据说她很喜欢那本传记，但是我心中明白，那些真实的生命历程，是轻是重，都不是我真正写得清楚的。
因为自知没有历史学家臧否人物的本事，也逃避承受生命必然鼎盛而衰的伤感，因此我在后来的一个访问中也说，虽然有人建议再写杨振宁杨振宁或其他人的传记，我都不愿再面对这种感情的负担。
1997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台北开会，一天在“中研院”碰到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他劝我写杨振宁的传记。当然，杨先生在近代物理科学上已有的远超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师地位，是理由之一，沈君山沈君山还告以一位名闻海内外的大作家也想写杨振宁传，不知是不是激将之计。
那年11月，杨振宁在无预警情况之下，突有一次轻微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他完全没有受伤，后来就动了心导管手术。动手术之前，杨振宁太太杜致礼杜致礼的妹夫邓天才邓天才来电，告知杨先生即将动手术的消息，也同时说起杨先生对自己传记的一些想法。
（8）台湾学者江才健：写《杨振宁传》，冥冥..
1998年农历年后出外休假，自己一人反复思考，决定应该进行杨振宁杨振宁传的计划。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杨先生，说明我的想法，由于怕再干扰报社的工作，还提出一些变通办法，看看是否可以不像写《吴健雄传》那样，一定到美国做长期停留访谈。
在信上也提到，由吴健雄《吴健雄传》的经验，我学到或许经由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入手，更可以凸显传主的真实个性。我会如此写，正是因为许多年来和杨先生接触往还，他总是说起一些传记写得很好，因为真实地描绘了传主个性。不论杨先生是不是意在言外，我总是钦仰他的胸襟的。
事实上，先前使我踌躇不决是否写杨传记的一个原因，是杨振宁杨振宁和与他共同得到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李政道的纷争。杨、李二人的争吵和决裂，是物理学界许多人知道的事，但是对于内情如何，则传闻纷纭，莫衷一是。我在写《吴健雄传》期间，曾经和李政道有过访谈，在那以前和之后，亦因工作需要，访问过他。对于他们二人对彼此的态度，亦有认识。
1992年李政道到台湾力促台湾参与美国的一个高能物理计划，此事我与他看法不同，在报上亦写了许多专论。这件事到1993年终于演变成台湾科学界公开的争论事件，李政道后来还在以“中研院”署名的报纸广告中，公开表示对我的不满。此事曲折起伏，非此处可以说清，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和他的关系搞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写杨振宁杨振宁传，就碰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本传记中必须面对的杨、李争吵问题，我可能无法得到李政道的看法。那时候正好香港电视台在做杨振宁的电视专辑，他们自然也想访问李政道，但是李政道拒绝了。这一来，我知道任何人写杨振宁的传记，李政道都不肯接受访问，我不是唯一例外之人，也使我觉得，写杨振宁传还是可为之事。
事实上，后来我正式开始写杨振宁杨振宁传以前，还是给李政道李政道去了一封信，希望他对于两人的关系，提出他的意见。信上我还特别提到，虽然1993年因对ＳＳＣ高能物理计划看法不同，他曾经对我公开地表示了意见，不过在到1996年才写完的《吴健雄传》中，他应该看得出我是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我也强调，写这本传记是严肃而有历史意义之事，必持一个可向历史交代的严正立场。当然，我并没有得到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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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写杨振宁传记的计划，还是不能避免必须要到美国做长期的停留，原因是不只杨先生自己的访谈，要访问的他的许多亲人、朋友和同侪，也多住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待上一年，还要四处访谈，就必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他们破例地同意我提出的申请，给予我一笔经费，解决我在美国停留一年必然面临的额外开支问题。
但是报社工作的问题却令我感到不安。我自己深知，1989年我去纽约一年的特殊待遇，引起一些非议，也给当时特许我成行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带来许多困扰。1998年8月3日我在余先生办公室中向他谈起我的计划，这个谈话最后是一个极度个人感情流露的结果：一位人生历练圆达的长者，对于我个人生命中的情感际遇，给予了最温暖的关怀。我成为时报派驻洛杉矶的特派记者（当时时报在洛杉矶没有记者），利用暇时去完成写杨传的计划。余先生虽已在2002年4月去世，他的关怀却会一直留在这本完成的传记里。
那年9月28日开始的杨振宁杨振宁传记计划，比起吴传辛苦许多。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位于美国东岸纽约的长岛地区，我以每次去几个星期的方式，进行和杨先生的访谈，不时地还得到美国其他一些地方访问他的同侪、亲友。
一般人知道的，杨振宁在近代科学上，是开创一个时代局面的大师，这也使得他在物理学界，已被誉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其科学工作所显现的一种特殊数学风格的美感，也使物理学界公认，他是继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狄拉克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
事实上，杨先生物理科学的品味，展现出的一种令人欣羡的优美风格，使他在物理世界里，已然成为一个臻于艺境的创造者。我称呼他是“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可以说是没有“同侪”的。
由于他的物理科学工作，都有很深邃的数学风格，因此不但一般人难窥其究竟，就是物理界中人，亦少有人深识其神。因此写他传记的科学章节，追溯阐明他的思维脉络，就是非常困难的挑战。相对来说，他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宇称不守恒工作，倒是容易了解的工作，正如杨先生自己说的，宇称不守恒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猜出来的。这也使我想起他的一个物理好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崔曼崔曼说的：“宇称不守恒宇称不守恒完全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但是却不能作为一篇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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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曼是早年和杨振宁杨振宁合写过论文的杰出物理学家。我1998年10月底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所在的杰德温馆和崔曼崔曼谈话，那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我们除了谈杨先生的物理和为人，也谈到我们共同认识、当时已去世的《纽约时报》杰出科学记者苏利文。我还记得那天告辞时，看到崔曼办公室墙上，有几张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恩曼费恩曼自己画的女性素描。后来在杰德温馆外走廊上，看到一面墙上，有许多曾经在普林斯顿待过的一流物理学家照片，最上面第一排的三人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费恩曼费恩曼和杨振宁杨振宁，下面有戴森戴森、李政道李政道、佩斯佩斯等人。
那时我因心情不佳，只感到普林斯顿深秋的寒冷。后来整理崔曼崔曼的访问录音，才看出来他这个人观察力异常敏锐，智能很高，个性细腻有趣，声音中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感情。
2000年4月，我和杨先生在香港机场会合，一起到祖国大陆访问。那一天我在机场将《科学》杂志交给杨先生，上面刊有崔曼的一本量子力学书的书评，那个书评中透露，崔曼崔曼已经因癌症去世。
和杨振宁杨振宁早年同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另一杰出物理学家佩斯佩斯，后来因写了一本《爱因斯坦传》，享誉物理学界，杨振宁杨振宁十分推崇佩斯的这本传记，认为是爱因斯坦传记中的一个经典之作。事实上，这本传记是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一般人难窥其奥，后来佩斯佩斯又写了较通俗的爱因斯坦传，以及大科学家玻尔的传记和他的自传，成为著名的科学作家。
1999年5月，我在纽约市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学的办公室见到佩斯佩斯，这个在杨振宁口中当年不好相处的犹太裔物理学家，那时已是一个戴着红框眼镜的和蔼小老头。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他早年就认识的杨、李二人的关系。当然，在物理科学上他推崇杨振宁的伟大贡献，但是在对杨、李二人的争吵立场上，他采取了等距的态度。
我还记得那时曼哈顿的春天方至，气候宜人，佩斯办公室窗外的东河，丰沛的河水十分湍急。佩斯最后以一个写传记的老手，给了我这个后生许多忠告。我记得他说，有的时候写不下去，就起来出去走一走，回来就可以写了。我后来好多次碰到写不下去的困难，也好多次记起他出去走一走的忠告。
（8）台湾学者江才健：写《杨振宁传》，冥冥..
2000年8月，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香港开会，我在杨振宁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听到杨先生说佩斯几天前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我的脑中记起的是，佩斯站在办公室里矮矮的身躯，戴着一副红框的眼镜，窗外是纽约东河汹涌的河水。
那一天，杨先生也有点伤感，除了佩斯和崔曼，他还谈起另一位老友斯诺的猝逝，此外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米尔斯米尔斯，也在前一年去世。
当然，1998年北京中关村外街一片鼎沸商机，窄巷旧楼小屋中杨振宁西南联大老友黄昆黄昆的恬淡自在，以及2000年巴黎地铁轰隆声中，杨振宁儿时玩伴，著名雕刻家熊秉明熊秉明凝神哲思的悠然专注，也都是杨传访谈中的难忘记忆。
传记开始写作之后，情绪慢慢沉淀下来，但有时埋在资料和访谈录音记录之中，却失了感觉。我总是在阅读中找回感情的力量，也在一再阅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找到给杨振宁杨振宁在中国历史中定位的指针。我常常自问，如何在反映传主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想望，以及大众对英雄人物想当然的认定之间，找到平衡点。我自觉像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工具，在这个时空注定地被赋予了描摹杨振宁的使命。
写杨振宁的传记，是一个难遇的人生机缘。杨振宁是一个精彩人物，不只在物理科学，在人生世事之上，他都用心地刻下印记。他有着天才人物的禀赋，而且他一点也不放松，他使你感受到他过人的才分，也使你看到他用心营造的谦抑。写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是难事。
本来我们是预备在他的生日发表这本传记。杨振宁是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出生的，那一天是公历的10月1日。另外杨振宁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的论文，以及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师地位的那篇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论文，令人难以置信地也都是1956年和1954年的10月1日，在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刊出。还有什么更大的理由，不让我们正视这一个历史的巧合呢？
这本传记的完成，得到许多人无私的奉献和帮助，这包括了我的亲人、好友，以及和写这本传记有关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士和机构、学校，我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你们的名字，因为我一定会有记忆不全的疏漏，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感谢。
杨振宁杨振宁曾经在谈论物理发展时说过“当尘埃落定之后”的话。是的，“尘埃落定，视眼清明”，像杨振宁杨振宁这样天才的创造成就，成为人类心灵知性启蒙的明灯，人们惊叹他们超卓的心智能力，而在评断议论声中，这个创作者本身的反思，是最后他自己在自我历史评价中最真实的论断。
（9）台湾学者江才健：最早见证杨振宁和翁帆..
（9）台湾学者江才健：最早见证杨振宁和翁帆的恋情
杨振宁失去53年的生活伴侣，那年年底一个人搬回北京长住。清华大学盖的三幢“大师邸”，早已落成，其中一幢是给杨振宁，一幢给林家翘，另外一幢给了杨振宁后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请回清华的杰出计算机数学专家姚期智。清华大学这三幢独门独院的两层住宅，是有点美国新住宅样式的两层小楼，虽说和校园中较陈旧的住宅比较，讲究得多，但是以目前中国城市的一般水准，算不上豪华。因为太太杜致礼一直生病，为治疗和家人照顾方便，所以他们一直住在美国。
2003年年底杨振宁离开生活了58年的美国，搬进已空置年余的住宅，过起在清华大学的一人生活，虽然白天有一位女士帮忙处理家务，但那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和感受。2003年底，杨振宁在北京给弟妹家人写了一封信，道出他回到中国的头一次过年，感受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改变，使他在那个年尾岁末时节，特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感触。
2004年年初，杨振宁到了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担任博文讲座教授的香港中文大学，他收到一封贺卡，是翁帆由广州寄到美国，再由杨振宁美国的秘书转寄到香港的。
杨振宁和翁帆的初次见面，其实是在1995年，那年8月在汕头大学举行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大会上，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四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会。汕头大学给每位诺贝尔奖得主分派一位接待学生，翁帆正是杨振宁和太太杜致礼的接待人员。几天相处，他们很喜欢翁帆，往后翁帆与他们偶有通信往来，2004年再有联络时，翁帆已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翁帆在贺卡上写了她的电话，杨振宁给翁帆打电话，后来翁帆到香港看杨振宁，两人开始交往。
杨振宁说翁帆第一次是到香港中文大学来看他，他将自己用计算机软件剪接的过去生活和家庭的电影，放给翁帆看。后来邵逸夫夫人方逸华看了杨振宁送她的一份，方逸华是电影专业人士，她认为杨振宁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这个电影做得极好。
（9）台湾学者江才健：最早见证杨振宁和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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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这封用英文写的电子邮件内容是：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年11月5日订婚。
翁帆28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致礼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项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她。那个会议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做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做的安排。
致礼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些联络。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
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她今年2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
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女人的翁帆，依然保有9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的率真。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
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
是的，永恒的青春！
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
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请读一下下面的句子，这些句子说明了我对于她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以及即将要扮演的角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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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甜蜜的天使，
你真的就是……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给我的苍老灵魂，
一个重回青春的欣喜。
接到杨振宁电子邮件的笔者立即与杨振宁联络，据他告知，他和翁帆是在电话上订的婚。他也说之后他便将翁帆以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他在美国的孩子和他的弟弟妹妹，他们都祝福他。他当时也说，另外一位也接获讯息的物理学家朋友回信，特别举出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81岁时和他21岁的学生结婚的例子，作为对杨振宁的祝福。杨振宁说他知道自己和翁帆54岁的年纪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自己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他和翁帆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杨振宁订婚的消息很快在笔者主办的《知识通讯评论》刊出，立时引起轰动，国内其他媒体也纷纷跟进。
其实那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的弟弟杨振平一家还到清华大学暂住，杨振宁、杨振平一家也与香港的弟弟杨振汉夫妇同去九寨沟旅游。当时他的弟弟并不知情，结果不到一个月获知此事，自是意外。
杨振宁传出喜讯后，受到媒体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担心的杨振宁立即和翁帆办理结婚手续，然后到海南岛度蜜月。媒体紧迫盯人，两人在饭店晒太阳以及同骑双人脚踏车的照片，都登在报上。那年年底东南亚突然发生大海啸，新闻焦点才转移。
杨振宁和翁帆结婚后，生活上有了伴侣和照料，杨振宁在清华教书，在国内很多地方演讲，偶尔住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邵逸夫奖的颁奖，并且到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访问多次，期间还去过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出席会议，都有太太翁帆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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