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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能够放下容容？一个半岁多的，一身臭气的，饿得吃手指的，没有父母照料的孩子？我只得抱着容容，离开了上官瑞芳父母的家。我带着容容赶到会场，悄悄推开了会场的后门。会场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主席台灯火辉煌，领导们冠冕堂皇坐在那里，电视新闻记者的灯光在闪烁。会议开始不久，现在是一个表彰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优秀专家已经上台，主持人正在麦克风里呼叫我的名字。我一个人呆在会场的最后面，怀抱饥饿的婴儿，左顾右盼不知道谁才能帮帮我。突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容容的嗓音比她母亲的还要嘹亮。由于饥饿也许还由于过早地感觉到了人世间的痛苦，容容的痛哭有如瀑布一般汹涌和势不可挡。全场上千人刷地一下回过头来，令我无法解释也无法承受，我文不对题地说了句“对不起”，剩下的也只能是嚎啕了。
容容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女儿。未婚的我，在一个上千人的场合中，与我的养女一起失声痛哭，我就这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容容的妈妈。
我无法不是容容的妈妈。容容现在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我能够不来找她？
乔万红说：“我的朋友都叫我大红。你也叫我大红吧。否则，找乔万红是很难找到我的。来份水果和新鲜点心？”
我说：“不要。”
乔万红说：“怎么不要，要！我一定要请你吃点东西！”
乔万红不由分说，拍拍巴掌，招来了服务员。她居高临下地与服务员说话，轻车熟路地要了水果和本店特色点心。她嗔怪服务员不会摆果盘。她自己动手，利索地把果盘摆到了我的面前。她用尖尖的手指钩了钩，过来了酒吧领班，她要求把音响的声音开小一些，而且吩咐换一个轻柔的美国乡村音乐。她还发现桌子边沿有一小块水渍，便让一个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把它擦干净。我觉得我更了解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的年龄肯定在三十八到四十八之间。女人到了中年，就跟树木一样定型了，逃不出两种大的类型。一种是我这种不太有社交能力的人，木讷，固执，循规蹈矩，平淡无味，把偏执深深埋藏在心底，常常任人摆布；一种就是乔万红这种类型的了，敏捷，夸张，新潮，富有挑战性和伤害性，有强烈的支配欲望。容容跟着这个女人到处巡回演出，在T形台上，光彩夺目地走来走去，回到后台，学着抽烟，喝洋酒，说粗话。乔万红当然知道容容的踪迹，就像猎犬对于小动物。
面对我的注视，乔万红淡然一笑。她说：“没娘的孩子天照应。真是啊，我说容容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大福气呢？”
我还是注视着乔万红。乔万红说：“对不起，你是她妈妈。那么我告诉你，一般说来，容容应该没有事的。”
我除了注视乔万红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她没有告诉我容容的具体行踪。乔万红说：“你还要知道什么？我说她没有事绝对就是没有事的。半个月前我还接到过她的电话。你不用问我号码，她打的是公用电话。容容这女孩子比鬼还精，十三岁就来北京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她在努力奋斗，她忙着呢，她迟早要成为一个小富婆，或者影视明星，青春偶像什么的。你就别替她瞎操心了。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还不够具体！
乔万红说：“你这个当妈的，你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请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女儿可比你精多了。她哪里会留下什么行踪呢？你知道她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乔万红搬起指头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摇滚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去大西北绿化荒山；请马纳多拉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
你平时不看报纸？看。得，这些新闻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吧？和容容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她都积极参与了鼓捣，坐着飞机满天飞，这里的款子拉到那里，那里的款子拉到这里，忙得像总理，能耐大着呢，几乎每做一件事情，全国人民都当做了茶余饭后的精神点心。现在这世道，你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不把别人骗得倾家荡产就算不错了，谁还能够骗得了她们？你这个妈妈，观念过时了！
瘦瘦的扎黑领结的小伙子，半跪在地上，认真而谦恭地擦着桌面上的水渍。小伙子乌黑茂密的头发波浪一般颤动，刚刚修剪过的发茬的横截面，乌黑油亮仿佛随时要滴出一粒黑珍珠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黑珍珠的光亮，把许多不相干的情景都映照了出来：睡懒觉赖床赖得跟牛皮糖一样的容容，我那紧紧盯在股市的弟弟，汽车修理铺的郑建勋，坐在湖边的读钢琴乐谱的上官瑞芳，微风中摇摆的看麦娘，还有腼腆而活泼的金农。当年我对金农绝对地不屑一顾，我认为那男孩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可是在这一刻，在北京亮马大厦的某个咖啡厅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名叫乔万红的女人对坐，我忽然嗅到了上官瑞芳畸形恋情的气味，那是一种熟透的果香味，酷似无花果。是否所有的盛开都是纷纭复杂的，而真正能够辨别和领会它的意义，还是要等到人生的秋天呢？可是，迟到的领会不再有实际的用途，给人平添的只是无限的惆怅。我的容容，看来不是妈妈这种类型的女人了。
乔万红手托下颌，出神地看着来回移动的抹布，忽然对我说：“我喜欢上官瑞芳的故事。”
乔万红说：“原来我的信条是：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就只想两个地方，一个是医院，一个是监狱。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地方，就是想想别的女人悲惨的故事。这是你给我的启发。我现在要对自己进行三想教育。”
乔万红说：“看你这么老实，实话告诉你吧。容容在我这里是有一点股份的，我从她的分红里，给你把路费和住宿报销了，然后你就回去吧。回头我设法让容容给你们打电话。”
我说：“不。”
乔万红说：“不什么？”
我说：“不要你给我报销什么，也不回去，也不要你回头设法让容容给我们打电话。我要找到容容，至少要知道她现在的下落。我相信她此时此刻，总在一个地方。我要她知道我在找她。”
乔万红扬了扬眉梢，然后低头去喝她的咖啡。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样很老到，跟电影里面的外国人一模一样。
乔万红突然对我说：“你父亲是不是特别聪明？”
当然是了。我父亲一辈子研究小麦，很有成就的。
乔万红说：“你把右手伸出来。”乔万红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幅眼镜，戴上，拿着我的右手手掌，煞有介事地开始琢磨我的掌纹，嘴里咕嗜说：“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你这样的人。”
我父亲的确特别聪明。从前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农学院的宿舍，是那种50年代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办公楼。中间是宽敞的过道，办公室在过道两边，房门对着房门。过道在成为宿舍之后变得不宽敞了，每户人家都把过道当厨房，摆了一张桌子，切菜，桌子旁边是炉子，桌子下面码着蜂窝煤，炉子上架着铁锅，蜂窝煤上撒了粉笔灰。撒粉笔灰的创意就是我父亲的。我母亲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父亲就想出来这个办法来警告小偷，保护自家的蜂窝煤。这个创意是不能小看的，因为粉笔灰撒在煤堆上，就与煤堆形成了一副完整的山水画，非常的雅致。如果谁偷走哪怕一块煤，山水画立刻就会遭到破坏，且不说主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偷煤的人自己首先就会脸红。被偷盗者与偷盗者，便有了一个不同时空的对话，谴责与被谴责，双方都心领神会，又免掉了面对面捉贼的尴尬。据说我父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和推广他的创意，然而他的创意不胫而走，农学院宿舍的所有煤堆，都撒上了粉笔灰。随后农学院隔壁的纺织学院、政法学院以及隔了一个湖泊的民族学院，但凡私人的煤堆，几乎一夜之间，都撒上粉笔灰。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防盗法，有效地从60年代初期风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家喻户晓，几乎成为了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当我的父亲失脚跌进被小偷偷掉了窨井盖的下水道之后，不喜欢他的少数人，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中，阴险地说：“唉，这个人是太聪明了！”
所以，我想乔万红的意思是：我们家的聪明都集中在我父亲身上了。再说明白一点就是，乔万红认为我有一点傻。
乔万红放弃了我的掌纹，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但也是因为乔万红的一再暗示。好在这种情况，我也不是头一次遇上。于世杰经常这样暗示我，蔡唐伯也曾暗示过我，科室里的小鬼们甚至公开地笑话我。傻就傻吧，说不定我这是大智若愚呢。因为乔万红最终还是瞒不过我了，她说：“那我就索性告诉你吧，容容欠债了，出去躲债了。她不会给你们打电话，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不想连累亲朋好友，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等事情摆平了，她自然就会出现。现在明白了吧？”
说到这里，我发现乔万红的眼睛生得不对劲，从某个角度看，她眼距过近，有一点斜视。她看着你的时候，一只眼睛看你，一只眼睛看你的身后。她的这种眼睛就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她怎么就不明白，欠债算什么？女孩子的妈妈来了，女孩子欠谁的债，妈妈来偿还好了。
我掏出了钱包。乔万红还没有等我的钱包完全露面就制止了我。乔万红说：“说你父亲比你聪明你还不服气。你有多少钱？容容欠的是八十万美金，而且是高利贷。读过描写万恶旧社会的小说吗？高利贷逼死人的俗话知道吗？好了。我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到此为止。”
八十万美金，我迅速地计算出那就是将近七百万的人民币了。容容怎么会欠人家七百万？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没有人愿意对我解释钱多到一定程度有什么用途。乔万红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离婚了。我丈夫在美国再婚，不管孩子了。我女儿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养母，那就是我们母女最大的福气。”乔万红的结束语是：“易明莉同志，是你给了我希望和信心！”
正文 四
据说北京有一句话，说是找天上的星星容易，找郝爷难。
圈内的人，大家都把郝运叫做郝爷。这是北京！
可是，电话一通，一听我说是郑容容的妈妈，郝运立刻就说要见我。可见，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对吗？不用于世杰北京的朋友帮忙张罗，我还不是找到了郝运？郝运是容容的老板，容容在郝运的公司上班。容容三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不知道她的行踪，发她工资的老板还能够不知道？
郝运的公司非常地不好找，在北京西城一个偏僻的胡同里面。从外表看，像哪个小城市早年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进了门，才发现别有洞天，全都是现代化的装修。我在办公室坐了足足二十分钟，茶水续了两次，郝运还没有出现。我再次地看看手表，决心要离开。忽然，一面墙的书柜移动了，书柜是一扇门，经典书籍只是精装的封面套子。我被吓了一大跳，我还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在办公室里做秘室。
一个曾经做过兔唇缝合术的小个子男人出现了。他深沉地冷漠地说：“我是郝运。”
我不喜欢郝运。见面我就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他故意让我久等，然后突然从秘室里转出来，吓得我够呛。这男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五岁左右，故意装老，穿中式大褂，胸前横了十几道盘扣，下面是军裤和中式老头鞋，老头鞋是软牛皮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只银链子的怀表，眉眼长得酷似生病的猴子，一口油滑的京腔。我真的是不喜欢郝运。在三十五岁左右以后的人群当中，兔唇已经很少有了。兔唇豁嘴，天花麻子，小儿麻痹症瘸子，麻风面容，这样一些标志国家贫穷，人民健康水平底下的疾病，应该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比较多见；而年轻的郝运兔唇缝合，加上他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似乎在张扬他的残缺，给人一种故意给历史抹黑的感觉。我不知道郝运为什么这样。既然他办着广告公司，做着不小的生意，肯定属于富有阶层了，干吗要弄出这么一副扮像来？既然能够下决心把自己扮成这副模样，还在办公室里做了秘室，鬼鬼祟祟地从书柜后面转出来，这就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了。郝运把问题搞复杂了。我甚至觉得郝运的秘室里是不是有一只大木箱，而我的容容，就被藏在里头，五花大绑，嘴里塞着臭袜子。难怪连乔万红那种女人都怕他几分。
我不怕郝运。我是容容的妈妈，我是来找我女儿的，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说：“郝运，容容到底在哪里？”
郝运说：“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我说：“容容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说，我就要报警了！”
郝运停顿了一刻，突然一拍桌子，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能是什么人？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郝运说：“得了！实话实说吧！今天你不说实话，是走不出郝爷这道门的！现在让我先告诉你：郑容容的妈叫上官瑞芳，现在住在一个叫做枫园的精神病院。她的一个父亲叫做郑建勋，双性恋者，开着汽车修理铺，招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小工人在身边，生活得其乐融融；另一个父亲叫金农，在上海陆家嘴做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上海滩公子哥儿。你，到处号称是郑容容的妈妈，其实只是养母。养母不是亲妈，你懂吗？容容六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狠心地把她从高台上推到游泳池里，十三岁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你是一个药剂师，不断哗众取宠地宣传什么提高了新药的免疫水平；而你老公是一个混混，披着文化人的外衣，在小青年面前充大师，暗地里净在外面捞小钱。吃惊了吧？郝运为什么叫郝爷，现在你知道了吧？”
郝运挽起了他的衣袖，更像旧社会了。有那么一刻，我倒真是被他的神通震慑住了。郝运他把双腿架在了办公室桌上，他的皮鞋底成为了他瘦小身体上的最大两个平面。
郝运说：“现在，易明莉老师，你突然出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来的？郑容容到底躲在哪里？说吧！隐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从来还不知道，我们夫妇的状况，以及上官瑞芳的状况，被这么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更不认识的小个子兔唇，了解得这么清楚，描绘得这么不堪和带有侮辱性。这种情形，实在让我震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就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上班下班，日复一日，永不厌倦地做血清实验，与碰撞出清脆声响的洁净的玻璃器皿打交道。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哗众取宠毫不沾边。我的世界，由我的同行和所里的同事组成，我的领导是蔡唐伯，他活跃，夸张，把所有工作都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每个药剂师都当摇钱树，可他在外面的吹嘘与我没有关系。我丈夫于世杰每天都在编辑《中国医药风》，杂志只是在行业内有人知道，靠发行本身不赚钱，却有权威性，在上面发表了论文，评职称就很管用了，所以杂志社经常会获得一些实惠的帮助。于世杰的性格很吊，朋友很多，喜欢豪华小车，善于侃侃而谈，或者热中于教导他人，这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同时他心肠很好，不会损人利己，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我每个周末去看望母亲和弟弟，每隔两周到三周去枫园看望上官瑞芳，每隔一个月去一次郑建勋的汽车修理铺，为上官瑞芳取一次医疗费。每当新的春天来临，以及秋霜初降，我就会在我父亲的麦地附近走一走，采集两束看麦娘，一束带给上官瑞芳，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所谓花瓶，就是从前的糖水橘子罐头那种胖胖的玻璃瓶。精神病人，谁会给他们使用像样的东西呢，不过上官瑞芳的这只玻璃罐头瓶，跟着她，足有二十年了，比在健全人家里使用的寿命还要长。另一束看麦娘，我要带回家，插在一只据说是水晶制品的花瓶里。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由于母亲坚持要鲜花，我就去花店购买鲜花，但是我会在花束当中夹一把看麦娘，代替花店普遍使用的满天星。4月里初生的看麦娘，它们的穗子还是那么的柔软，就像所有小动物的茸毛，这些茸毛在我的脸颊上无意地扫动，常常使我还没有看见父亲的墓碑就热泪满眶。母亲端坐着，随车颠簸，故意不看我，喜忧均无半点流露。在这个家里，有的人表现得比她更加怀念父亲，总是让她感到不对劲。这就是我的世界。晚上看看电视，节假日偶尔打打麻将，洗衣机在转动的时候，我坐在马桶上翻看报纸和杂志，对干部腐败、抢劫杀人、坑蒙拐骗的新闻已经厌倦，我只看看大标题就翻了过去。现在社会上太多这样的故事，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我幡然猛醒，觉得很不值得。我要用这些时间去听听我喜欢的音乐，陪陪上官瑞芳，在黄昏的野外，散步在有看麦娘的小路上。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在每天清早的镜子里，几乎难以觉察地觉察到我在变化，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手背上渐渐现出了四个酒涡，脸上渐渐现出了皱纹，目光柔和起来，脸庞慈祥起来。除了我梳妆台上忠实的镜子，郝运是第一次描述和勾勒我的世界的局外人。
不需要这个小兔唇来教导我，我从来都知道隐瞒没有任何意义。我从来不隐瞒自己，全都是人们在混淆我。人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和认识来看待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容容的妈妈，法律上的养母。我的女儿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了。6月21号，是我不吉祥的数字，在这一天我预感她失踪了，所以便要出门寻找。容容是上官瑞芳生的，可是由我养的，她是我们的女儿！寻找女儿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
时间过去得并不久远，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在我们这个大城市的街头，还可以看到炸爆米花的人。那人一般都带着不容易听懂的外地口音，头发和衣服上坠着厚厚的风尘，那人没有笑容，脾气倒挺温和，鼻翼上总是沾着两片煤炭的黑色粉末。那人拖一辆简陋的平板车，平板车上放着爆米花的家伙，黑乎乎的炮弹一样的家伙，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样子，很有吸引力和威慑力的。这威慑力就体现在平板车的后面，总是遥遥地跟随着几个畏畏缩缩的小孩子，兴奋，好奇，又害怕。在70年代的这群孩子中，就有我和上官瑞芳。我们梦游一般地尾随着那人。那人停下他的平板车，甩一把鼻涕，把手指头在鞋帮上擦干净。然后一板一眼地卸下他的家伙。那一堆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家伙，被那人有条有理的，动作熟练的，胸有成竹的装配好了。那人的右手是风箱，左手是炉子，炉子上架着铸铁的炮弹，炮弹有一个手动的转盘。那人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转动炮弹，在他感觉米花爆好的时候，便停下风箱，撬开炮弹，“嗵”的一声，猝不及防的巨响震耳欲聋，紧接着便是扑鼻的香气，那香气会顺风灌满整条的街道。我们亲眼看见，死气沉沉的风箱，经过那人用力地拉几下，里头就红了，蹿起了火苗，火苗烧得那个带劲啊，呼呼地作响。我们亲眼看见，装进去的米，只有小小的一碗，而到时候，倒出来的就是满满一脸盆的爆米花了。爆米花雪白，松脆，香酥，吃在嘴巴里面，牙齿特别有成就感。关键的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能够让大米的体积成若干倍地增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和上官瑞芳，远远地看着在白雾中沉着忙碌的炸爆米花人，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被大众忽略的巨大秘密。上官瑞芳庄重地攥紧我的手，说：“我坚信，这是被埋没在民间的伟大发明！”
我也坚信！那时候，有一个传说，在我们中学生里面骄傲地暗中流行，据说有一个美国人，在街上观看了炸爆米花的过程，他非常震惊，他不明白小小的一粒米如何能够增加那么大的体积。试想，如果把所有的粮食，都加工变大，那全世界的粮食产量不就可以极大幅度地提高吗？所以说，炸爆米花以及炸爆米花的这套机器，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将是对世界和人类的巨大贡献。
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们从学校里费尽心机地逃学出来，追随着炸爆米花的那人。上官瑞芳终于鼓起勇气对那人说：“我们可以帮你拉风箱吗？”那人点头了。上官瑞芳就是有这么一种绝妙的本事，她可以用她默默的伴随和注视，传达她那种异乎寻常的忠诚，使得他人晕晕糊糊，无法拒绝。
拉风箱是可以让人入迷的一种技术活动，要凭感觉，使巧劲。拉的时候，要使用一种往后吸的力量，推的时候，用力要循序渐进，直至高潮，这是一个美妙的节奏。随着这个节奏的和谐完成，风箱就会发出蓬勃健康的呼呼声。惟有撬开炸弹的那声突兀的巨响，是我们永远的害怕，我们一定要事先用指头把耳朵塞得紧紧的。到底是这一秒钟还是下一秒钟启盖，旁观者谁都无法预料，这个主动权永远掌握在那人粗糙的手里。我们认为，只有把启盖的这个火候掌握了，才会窥知炸爆米花的原理和诀窍。那人从来都不会把爆米花炸煳或者还没有炸熟，但他并不依靠钟表时间，他依靠感觉和经验。这种技术无法量化，只有细心地琢磨和慢慢地领会，我们以为，复杂和神秘的意味尽在其中。
我和上官瑞芳的衣服口袋，每一只都可以装下约摸三两的大米。上官瑞芳肯定是不敢从他们家偷米的，那么当然是我，力邀上官瑞芳从我们家的米缸里偷米。就因为米缸的大米神秘地减少，我们醉心的事业很快就被我母亲发现了。她跟踪到了大街上，在我们最投入地学习炸爆米花的时候，我母亲冲出来，一手一个，揪住了我和上官瑞芳。我母亲怒叱那人哄骗小孩，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还回我们家的大米，就要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我和上官瑞芳惟一能够做的是，拉扯住母亲，让那人赶紧逃走。逃得远远的！我们与那人在匆忙混乱中用眼睛告别，上官瑞芳后来说她的心都碎了。
我也是。只是我没有说出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永别的感觉，与一个陌生但是激动了我的人；当时是难受，如今是甜蜜。
对于我，这也就是寻找容容的理由之一。
我的理由，无法清晰地归纳和讲述，它们是小溪两旁的茅草、树丛和砂石，既在小溪的源头，也在小溪的沿岸，重叠而混杂，只能被同样的季节唤醒；它们不是现在大棚的蔬菜，整整齐齐生长在那儿，你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去收割。要知道，八十万美金这个数字对于我，狗屁都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不敢给于世杰打保票，或许他听到这个数字心跳会骤然加快。但是我，我知道自己。连船都是鱼的身外之物，何况船上的纸片？我的理由是上官瑞芳的三哥上官瑞祥。他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相貌英俊，腰很细，屁股像产后的妇女一样丰满突撅——不过最初我没有发现，他坐着。上官瑞祥回家探亲，在夏夜的满天繁星下，在乘凉的竹床上，给我们大家演唱长征组歌。那一天傍晚，人行道的梧桐树冠盖如云，路边的草丛里盛开着一蓬蓬玫瑰色的晚饭花，晚饭花之间，伸出几枝看麦娘草。我从这样的人行道里面走过来，刚刚洗过澡，脖子上扑了薄荷痱子粉，凉飕飕的身体非常清爽。我的手绢上洒了妈妈的“越存越香”牌香水，然后把手绢握在手心里，留出一只手绢的角，让手腕在自己的百褶短裙旁边一下一下地晃悠。上官瑞祥正好面对人行道，在透明的薄暮中，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他缓缓地唱起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我站住了。我被上官瑞祥那经过专业训练的歌喉所震撼，全身的血液都凝固，眼睛里面除了崇拜还是崇拜。我们大家都坐在竹床上，在天黑之后，嘻嘻哈哈地分吃西瓜。上官瑞祥在分西瓜的时候，一次次触碰我冰凉的脖子、肩膀和手。每一次我们俩都心领神会。一种莫名的渴望急速膨胀，膨胀得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活跃，敏感和愉快。西瓜吃完，夜风渐凉，上官瑞祥唱了一首情歌《星星索》，我毫不怀疑这是为我而唱的：呜喂——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向你诉说我心中的思念。那是何等深情何等浪漫的歌声啊，十八岁的姑娘怎么能够不陶醉？上官瑞芳不要我回家，我也就没有回家。我们都露天睡在并排的竹床上。半夜，在夏虫纵情的鸣吟中，上官瑞祥装出起床上厕所的样子，在并不黑暗的黑夜里，把他的手探进了我的裙子。我的身体用轻快的颤栗欢迎了那只火热的手，每一个毛孔都发出热烈的絮语。我一夜恍惚，睡意轻浅，一直飘浮在甜蜜的半梦半醒之间。这是永恒的一个仲夏之夜。一段绝无仅有的时光。第二天天亮之后，我发现了上官瑞祥女性化的屁股。而且在早餐的餐桌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炫耀他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情形，如何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东欧的女孩子如何漂亮和细腻，苏联少女的眼睛如何迷人，洋女人的乳房又是丰满肥大。上官瑞芳想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迷恋爆米花，并且学会了拉风箱的故事，上官瑞祥立刻接过了他妹妹的话头，说拉风箱吧？你们那算什么会拉，我们才叫会。我会拉手风琴，风箱这种东西，上手就有感觉。我们团的李雅，你们不知道吧？全国民族舞蹈大赛获金奖的呀，那叫棒啊，那叫牛啊，那人家是谁都不理睬的，可是在我们团野营拉练的时候，就一直缠着我教她拉风箱。
拖沓的早餐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离开了上官瑞祥。我的初恋只有一个夜晚。从前一天傍晚的七点到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对于梦呓般的浪漫与燃烧式的激情，十四个小时，够了。一生中有这样的十四个小时，非常美好。这美好因为短暂，反而成为了漫长的记忆。记忆总是时时刻刻醇化着美好的陈酿。或许也就是一个人许多行为的来由？
郝运终于把他的脚从桌子上拿了下来。他的神色里面，流露出一种哭丧的表情。
郝运说：“我的天哪，容容的性格为什么一点不像您呢？”
郝运说：“她借了八十万美金的高利贷，我是经济担保人啊！她忽然躲了起来，真要把我给急死了！”
郝运说：“易明莉老师，这样好不好？现在，您看见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了？成天猫在秘室里躲债，时刻担心被人追杀。您难道不同情我？我也有幸福的权利呀。来来来，我们就事论事推心置腹地谈谈。我们联手，您把容容的行踪探听出来，我把容容三个月的工资，不，三个月工资的三倍，全都给您，以表达我的诚意，好吗？”
郝运说：“不管怎么说，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您说呢？”
正文 五
这里是三个月之前，容容居住过的地方。郝运还是把我带来了。郝运为了说服我在北京攫地三尺寻找容容，他把我带到了北京与通县之间的一个生活小区。这里高楼林立，却很少看见人的踪迹。一套被装修和布置成办公室的单元房。房门上钉了“好爷广告公司写实影视创意工作室”的铭牌。办公室里面曲径通幽地带有一间卧室。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容容居住过的地方：房间里乱七八糟，床上的毛毯从来不叠，枕头上不用枕巾。这就是容容的气息。居室墙上，有好几幅容容的照片，都拍得很好，一看就是一个随意大方，青春焕发的女孩子。
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卧室，装饰风格都是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风情。蜡染棉布是主题，点缀的有生殖器和火的图腾柱，女性的银饰，竹雕的面具，干枯的火把。郝运说：“易明莉老师，您自己看，看看这里是否有抢劫强奸的痕迹，是否有洗刷过后暗淡的血迹，或者脑髓什么的。我相信像您这样的人，感觉一定超常敏锐。”
三个月前，容容居住在这里。抽屉里，一只脏袜子和裤头放在一起，这是她的坏习惯。我一直希望她把袜子，尤其是穿过的脏袜子，和裤头分开放置，这样更卫生。容容却更注意袜子与裤头颜色的搭配。妈妈，容容在电话里说：“你穿的什么颜色的袜子？”
我说：“白色的。”
她说：“什么颜色的裤子呢？”
我说：“黑色。”
容容大叫：“妈妈！色系不对！妈妈！我多少次提醒你，袜子的颜色与裤子的颜色不可以跳色，一般都不能比裤子浅！”
我说：“那我单位分的白色袜子怎么办？又不是花钱买的。”
容容说：“妈妈，那就更加舍得放弃了。或者留着，留到运动的时候配运动鞋穿！”
咔嚓一声，电话挂断了。容容跑掉了，办她的急事去了，而我们母女要说的正经事情，根本就还没有开始谈。
最近几个月，容容也没有谈过蜡染。她其实并不真的热中于蜡染和少数民族风格。她喜欢现代风格。喜欢夏奈尔的假珠宝首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击退真珠宝首饰，喜欢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为没有夏奈尔珠宝而不敢出席盛大晚宴，喜欢夏奈尔劝慰贵妇淑女的那句名言：我亲爱的，别哭了，你就当你佩戴的珠宝是假的！
妈妈，她说的话有趣吗？
谁？谁！夏奈尔啊，一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人，她在一百年前说的话啊！
这就是容容，我们的女儿。话多。热烈。好为人师。绝对掌握主动权。与她的两个妈妈截然不同。但她也不过就是一个好时尚的天真幼稚的女孩子。
郝运陷入颓废与无奈。他说：“易明莉老师，容容不过是一个好时尚的天真幼稚的女孩子吗？你愿意不愿意知道这里发生过一桩什么样的入室盗窃案？”
我绝对不会相信郝运编故事。我的容容无论如何不会入室盗窃！
郝运说：“您慢着，当然不是说容容入室盗窃了。”
一个吃饱了撑的英国人，据说有一些英国皇室血统，特别附庸风雅地迷恋中国民间文化。经朋友介绍，找到公司来，想合作拍摄贵州民间蜡染。是容容接待的这个英国人，一杯咖啡的工夫，英国人就陷入了迷魂阵，强烈要求签署合同。容容在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混过，她谁不认识啊！拍摄制作这一套，她包揽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英国人恋恋不舍地离去之后，容容立刻要求成立写实影视工作室。这不，就是这里了。租了一套房子，几天之内，工作室就像模像样了，容容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身体被染蓝，连裤子都穿蜡染的了。英国人见此情形，很快把合作的款项打了过来。容容立马启动，陪着英国人去贵州了。随后，容容的工作室繁忙起来，一段时间之后要求英国人增加投资，一段时间之后又要求英国人增加投资。容容拿出了非常周密的开支报表，让英国人看得无话可说，只得一再追加投资。最终，英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开始躲着容容。英国人在北京怎么躲得过容容呢？于是，英国人只好让他母亲生病，他们放着最简便的电话和电邮不用，而是从老远的大不列颠寄来一封信，英国人拿着这封诅咒自己母亲的信件，可怜巴巴来向公司请假，说只得暂时中断一下合作，他得回国探望母亲。觉醒过来的英国人大约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临走之前，瞅了一个工作室没有人的机会，翻窗进来，拿走了最值钱的摄像机以及一些蜡染棉布。
郝运说：“易明莉老师，您想想，容容能够活生生把一个英国绅士逼成贼，她的本事您就窥见一斑了吧？她十五岁就跟着大红跑江湖，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易明莉老师啊，现在这是枭雄辈出的时代呀。郑容容小姐可真不仅仅是一个好时尚的天真幼稚的女孩子了！她为什么借这么大的一笔钱？她认为这笔钱不大，还不够呢。她是想把一颗人造卫星的命名权拿到的呀！现在倒好，事情没有弄成，钱也没有了，容容一躲了之。她手里有美元和护照，全世界爱呆哪里呆哪里。我是跑得和尚跑不了庙，我的公司，我的房子，我的父母兄弟，我爷爷奶奶的骨灰，都在北京，我跑不了。人都找我逼债，我苦啊！何尝不想堂堂正正过日子？我要什么秘室？这都是被逼的呀！易明莉老师，您一定要清楚地了解和认识您的女儿。然后，我们齐心合力，争取把她找到！”
郝运好不容易忍住了的眼泪，鼻涕却还是下来了，挂在兔唇缝合的鼻唇沟上，让我这种健全的人看着难免不动恻隐之心。郝运有一点不好意思了。我把自己的手绢递给了他。
郝运说：“这是真的手绢，不是纸的？”
我说：“用吧。”
郝运说：“现在还有人用手绢，真是亲切，我妈以前总是用的。后来就只用纸了。”郝运用我的手绢擤了一把鼻涕，然后捏住手绢不还给我了。说是用脏了，就还钱您吧，十元够不够？咳，我这哪里是人话！打嘴！五十元吧！得！我给您把来回路费报销了！
我说：“不用。”
这小兔唇，他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会图他这点小便宜？我的女儿，我没有自己花钱寻找，我等于没有寻找女儿。我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了钞票，我为了寻找女儿又付出了这些钞票，我一片诚心可对天。我不愿意任何人来剥夺我虔诚的感觉。
郝运说：“您觉得钱没有用？”
有用啊，怎么没有用，买火车票，你差他一分钱也不行。正是钱有用，立竿见影，使用了别人的，就出卖了自己啊。
郝运试试探探说：“那么，您不知道现在杜会上的一些做法？一些大大小小的干部，为什么贪污腐败和堕落？”
怎么不知道？正是因为贪了不属于自己的钱，自己的人头就落地了呀！当然，我也知道，按照现在腐败的普遍程度，绝大多数贪官污吏还是不可能人头落地的。人头落地的概率几乎等于飞机失事的概率。尝到了坐飞机好处的人，谁会因为飞机失事而放弃乘坐飞机呢？但是，但是！严重的是，睡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要那些贪官污吏拍着良心说说，他们夜晚睡得好吗？肯定睡不好觉！于是，那就是很不合算了。一个人的生命难过百年。就按一百年计算吧，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一年的时间是8760个小时，一百年也就只有876000个小时，其中二分之一的时间是睡眠时间，有438000个小时，如果睡觉不好，那不是等于浪费了生命的一半。何况一般人没有那么多小时的生命，何况人还要做许多与自己生命的幸福没有关系的事情，何况人还有生病吵架头痛脑热，还有无数病菌随时准备侵蚀你，还有无数意外潜伏在你的脚下，时间随时会被打折或者掐断，生命就是这般情形，你光是盯着钱，光是要这些嘎嘎作响的纸片干什么呢？
郝运做了一个苦脸，摇摇头，说：“上帝啊，但愿容容听见了她妈妈的话。”
而我的心里，则充满了对那个英国人的怜悯和歉意。
房间里出奇的安静，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现容容的踪影。在任何风景旅游区出卖的浮浅简陋的少数民族风情，已经残败、褪色和开裂，失去了任何装饰意义，生殖器图腾孤零零地戳在哪几，像只风干的大茄子。这是一个作废的工作室，一个被放弃的临时卧室。灰尘很厚，有莫名的流窜风不时地回旋，零落的纸张轻轻扬起又无力地伏下，似乎早就自暴自弃了。这就是一个伪装起来应景的地方，几个月的时间都经受不起，到处都露出了破绽。外面楼道里有个婴儿哭了起来，是那种蛮横倔强的哭，被楼道里的回声作用之后，显得恐怖瘆人，好像是一个超过成人体积的巨婴。
本来应该小的东西过于巨大，那是很可怕的情形。
我的容容是否长得太大了？
忽然，郝运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把牙膏皮子积攒起来，卖给废品回收站。两分钱一只。”
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搅动了郝运沉睡记忆里的这么一个小小角落呢！这个故意穿时髦的中式大褂，软面圆口牛皮鞋，从秘室里神秘地转出来，自以为是地侮辱别人的小男人。
牙膏用完了，我们就叫它牙膏皮子。从前，很早的时候，我们都很爱惜牙膏皮子，我们把牙膏皮子一只一只地积攒起来。卖废品，或者，把牙膏皮子尾巴上的锡片剪下来，放在盛过万金油的小铁盒子，用半截蜡烛，把锡片化成液体，修理和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可是我不记得，我们的收音机是否修理好了，或者装配成功了。上官瑞芳喜欢动手，不喜欢死记硬背。她有一双巧手。她为我母亲做许多家务，比我做得更多而且更好。
郝运说：“您卖过牙膏皮子吗？”
我点点头。当然。过去的中国家庭，有几家不卖牙膏皮子的？两分钱可以买两颗水果糖，可以买一块学生橡皮，还可以买四根缝衣服的小针。过去我们对待生活都很上心，节俭，勤恳，点点滴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认真做。时光在我们认真的态度中，流逝得很慢很慢，因此我们什么都记得，掳一把过去的日子，就听得见结结实实的嘎嘎响声，不像现在，昨天的事情，已然雁过无痕。
不知什么时候，郝运把腿提了上去，抱着双膝坐在窗台上，下巴无可奈何地歪在膝盖头，手里捏着我的手绢。宽大的窗台，高大的窗户，更加缩小了郝运的身体。中式大褂空空荡荡的，仿佛小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郝运也就是一个可怜的小男孩了。楼道里又响起了几声巨婴般的哭声。怎么是郝运呢？容容这个孩子，怎么就挑选了郝运呢？怎么能够让郝运这种残疾人做巨款的经济担保人呢？郝运却满有把握地说他是容容的男朋友。用郝运的话说：容容爱他，他也爱容容。如果他不爱容容，能够替她冒这么大的风险？
容容爱郝运？她会爱他？容容在电话里说：“妈妈，我有男朋友了！”
“谁？”
“基努里维斯！”
“谁？”
“妈妈，你怎么连基努里维斯都不知道啊？赶快去地摊上买个《黑客帝国》的碟子看看，就是他主演的。”
“容容，你这孩子，还追星呢？”
“不是追星了。追人呢！妈妈，我会找到他的，他不就是在洛杉矶吗？你想想，妈妈，里维斯身高183公分，体重77公斤，出生于1964年9月2号，都是你的吉祥数字，妈妈。他出生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长大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工作在美国，他有深色的眼睛和头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妈妈，都是你喜欢的。我一定要给你带回你喜欢的男朋友！”
我深信，容容会找到一个至少类似于里维斯这样的男朋友。而要替她偿还巨款的是——也只能是郝运。里维斯们一定没有这么傻，郝运们一定没有那么聪明。怎么现在还是有这种古典的情种呢？如果说上官瑞芳是被男人害苦了的话，那么容容可要害苦男人了。原来世界上的一切，却还是阴晴圆缺啊！容容，你这个孩子！
郝运，能够告诉我债主是什么人吗？
别！别！别！您千万别趟这浑水！如果您要知道了债主是什么人，要吓死您了。放高利贷是违法的，在中国，还有谁敢？拜托您就别追究了！
好吧。我就不为难你了。
易明莉老师，我不说什么报销不报销了。我手里的这五千块钱，您就拿着用。外地人在北京，开销大，还得防范一些意外开支。或者您就住好一点的饭店，吃得好一点。我是您未来的女婿啊，您就让我送一次见面礼得了。我得孝敬您一下，您也得表示一下对我认可。让我完成一个感觉，晚上睡一个好觉啊！
我真是不忍再看郝运。不管容容此时此刻在天涯还是在海角，女孩子的心思，妈妈总是知道的。妈妈们都曾经是女孩子，区别只是小女孩与大女孩与老女孩之分。郝运绝对不是里维斯！女孩子这一辈子，无法不为里维斯动心的。哪怕一次。上官瑞芳的里维斯是金农，我的里维斯是上官瑞祥。上官瑞芳陷入情网就付出了终身的代价，而我，在迄今为止的350400个小时里，只占了14个小时。我一生中的有一个夜晚，是永不熄灭的繁星满天。满天繁星，梧桐曳地，妈妈的香水在百褶短裙边晃悠，一只悄然而至的火热的手，惊醒了所有的泉眼。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姑娘，我的心像东方初生的红太阳——呜喂——
但愿我容容的那致命的动情，不似我这么短促，也不似她的生母那么漫长。但愿郝运们及早地醒悟和学会后发制人。因为总是有绝大部分的姑娘，都是要哭泣着回来的。到那个时候，郝运们再把见面礼，送给女孩子的母亲吧，真正脚踏实地平凡乏味的生活，将从此开始。我已经非常同情郝运，可我还是希望我的容容找到她的里维斯，永远不要哭着回来。关于这笔巨款的纠葛，总归有个结局，但凡超过了一定数额的巨款，就不是钱了，最终都会不了了之，成为银行的坏账呆账，金融部门总归有专家出来，做平这些账目以便世界的经济正常运转。而在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有人来创造童话。人类怎么可以没有童话呢？那么就让我的容容，成为创造童话的作者和童话的主角吧。
正文 六
我回来了。
一个人去北京。一个人从北京回来。去的时候，一出北京西站，凭空就摔了一跤，膝盖破皮了，当时我就知道我找不到容容了。结果正是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容容，并不等于我没有收获。我觉得我的收获很大。我的生活被彻底地搅动了一次，6月21号那天的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了九天的时间，到了6月29号，当我走出汉口火车站的时候，我相信我很安详。我对人类的命运有了新的感知能力和新的承受能力。我的步态稳健而从容。
于世杰来火车站接我，和一群陌生人站在出口处探头探脑，等看见了我的身影，他目光里的担心和期待立刻就省略了，眼睛顿时暗淡并且还不屑一顾，他掉头走开，站在旁边，哗哗地翻看报纸。
于世杰开着一辆奔驰车，我根本就懒得再问他借谁的车了。
于世杰说：“容容呢？”
于世杰说：“膝盖怎么破了？被黑社会追杀了吧？”
于世杰说：“我看看钱包，瘪了，只有几块钱零钱了？好！再呆下去就只有加入丐帮了。幸亏我们家没有钱，有钱还不知道要追踪到哪个国家去了。”于
世杰说：“你害死我了。我在蔡唐伯面前丢尽脸面了。蔡唐伯说：怎么连个老婆都看不住！蔡唐伯说：你的劳务费变成了我的损失费啊。我操！开幕式上，西安方面一看没有易明莉老师，翻脸了，立刻要求赔款，还要诉诸于法律，还说别的药剂师都是假冒伪劣。我操，这又不是跟着师傅学剃头，跟着木匠学打箍，一定要盯人的。西安真他XX的老土，还西部大开发呢！还是去土塬上放羊，唱信天游吧，摸不着妹妹的手手，那个就拉话话吧；拉不上那个话话，就那个泪蛋蛋下吧。”
我终于被于世杰的话逗笑了。真是没有办法。人家都说于世杰吊，都说于世杰说话口气大，我就是容易被他逗笑。这就活该我与他是夫妻了。坐了一夜火车，得到的净是责备，却还是被他逗笑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呢，不用说，也就顺畅地继续下去了，1个小时1个小时，24个小时再24个小时，春夏秋冬，年年又岁岁。夫妻关系是认真不得的，越是认真越容易失败。在这个方面，我懒得失败。明后天是周休，下个星期一，我肯定就会按时上班了。6月21号过去了。我找过容容了。我更加了解容容了。我踏实了。对于将来发生的任何事情，心理准备也充分了许多。我特别重视对于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我不想被生活突然击倒。上官瑞芳需要我的照顾。容容的两个妈妈，总得有一个必须牢牢地站立在现实生活之中。于世杰嘲笑我，看起来有道理，好像我的确是白花了钱，白吃了苦，白白让他受到损害。其实不是。我这个人，过日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过程的。我不能靠说话解决问题，不能靠推理和逻辑思维解决问题，我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去求证。每一个转折，每一道沟坎和每一个悬念，我得亲身去体验。如果没有去北京这个过程，我真是要急疯的。我相信世界上的路，每一条都有用，没有一条是白走的，只要你不愿意白白地走过。
于世杰不知道，如果他老婆没有去北京寻找女儿，她就会生病，肯定会的，从前的经验已经屡试不爽地证明了这一点。病是一种积淤，从心里生来的。于世杰的老婆生病了，他将会有一些节外生枝的麻烦和损失。毕竟只用了九天时间，她就回来了，日常生活的程序便又接上轨了。蔡唐伯至少不好意思将于世杰的劳务费全部扣掉吧？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是于世杰自己的私房钱，我不会过问，因为我非常明白，过问得来的也是谎言。天底下的好夫妻，哪有不靠谎言维持的？我喜欢无伤大雅的谎言。我自己也常常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谎言，比如我要是告诉于世杰，说大红和郝运都要求给我报销路费，而被我谢绝了，于世杰准定脱口而出：“你有病啊！”
那么女人是否要担心男人有了自己的私房钱而堕落呢？我认为，恋爱不是堕落，于世杰与他舍不得送翡翠手镯的女人恋爱，那不算堕落。堕落是没有感情只有感官的动物性胡闹。我不是那么担心于世杰。十五年的夫妻，整日生活在一起，我大约还能够知道于世杰的私房钱的走向。于世杰另外的钱，一般都从麻将桌上和餐馆里流走了，这是男人对于私房钱的一种普遍用法。挥霍感对于男人很重要。于世杰会不会找小姐？也找。让小姐坐在膝盖头上，两人一起唱“卡拉OK”，偶尔也会有的。蔡唐伯就好这一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于世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在小姐的虚假的恭维之下，能够坐怀不乱？但是，有一点，他是有警戒线的。于世杰最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半夜三更打个喷嚏，他都要起床开灯找感冒药吃。钟点工人使用过的马桶，于世杰一定要用新洁尔灭洗刷过了才肯使用。一个男人，只要他太珍爱自己，你就不用替他担心有多么堕落。有堕落危险的人，是不要性命的人，是保持着内心的天真烂漫和充满了不安分激情的人，这种人天生就不是我的配偶。上官瑞祥的歌唱得多好啊，年过五十的他，去年又遭遇了新的恋情，为了一个据说蜜桃一般新鲜的辣妹型小歌手，断然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婚了。据说他迷恋和痴爱美丽的东西，达到了身不由己飞蛾扑火的程度。我庆幸我灼热的初恋只燃烧了一夜，我庆幸我不会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法理解爱人一次又一次的追逐，而身心交瘁，哭肿眼睛，过早衰老。依我之见，不管是谁，不管你的热情有多么奔放，不管你渴求遭遇多少激情，不管想积累多少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你总是沧海一粟，总是盲人摸象，你永远都无法囊括，所有的道路都是阶段性的，所有的经历都只是数量的不同，因为，我坚信，迷宫的进口只有一个，出口也只有一个，全人类的终点站都只有一个。因此，我愿意，与一个在你沉闷地缺乏睡眠地坐了一夜火车之后，能够把你逗笑的男人，不亲不疏地共同操持一个普通的家庭，像细火慢熬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以它的平和冲淡，无色无味，保持永远的魅力。
上官瑞芳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反对我的平庸，我却还是那么地理解她和心疼她。
也许，我注定找不到容容。她身体里毕竟流着上官瑞芳的血液，又是青春正好的年纪，怎么能够听进去我的陈词滥调呢？
上官瑞芳和容容，是我伤口深处的伤口，是她们，保持了我对于疼痛的敏感和对于自己平庸的发现，因此我无法不去呵护她们，呵护她们也就是在呵护我自己。
夏天当然不是武汉市最美好的季节，但是是枫园最美好的季节。建国初期就开始营造的院子，现在花草葱郁，树木遮天蔽日。灰喜鹊喳喳叫着把小松果过早地啄了下来，活泼地滚落在你寂寞的脚边。浩淼的东湖，有一湾水被留在院子的一角，以便延伸院中人自由的感觉。湖心的小岛，日出的时候喷发朝霞，所有的树叶，因此会镶上华丽的金边，日落的时候，离别来临，它又成了低吟浅唱，叶色郁绿，朴素无华，阴影相叠，水鸟环飞，仿佛不忍归隐又不忍离去。在缘水的岸边，零落地有一些油漆剥落的长椅，而其中一只，四只脚的周围都长满了看麦娘，上官瑞芳在这里端坐了二十年。
星期六的上午，上官瑞芳果然坐在这里，面对湖水，做她二十年来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绕手指，一件是读钢琴琴谱。看见我来了，上官瑞芳朝一边移了移动，以便我有足够的空间坐下。有两个熟识的护士从岸边的环路小路上走过，与我打招呼说：“易明莉老师，来了。”
我说：“来了。”
我把从北京买回来的礼物，六必居酱菜，从包里拿出两瓶，给了她们一人一瓶。她们说：“谢谢了。还就是易明莉老师细心，现在出门还记得买这种酱菜。”
我说：“谢什么，不值钱的东西。现在超市里都买得到。”
两位护士当中的年纪稍长的一位说：“那还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护士笑笑，她明眸皓齿，滴溜溜的目光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停不下来，四处流盼。她还体会不到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这酱菜与超市里的那酱菜有什么不一样。用心惦记，专程跑路，斜着肩膀，拎着沉重的购物袋，穿过车流滚滚的大街，上火车下火车，途径千里山水，这酱菜，就是不一样的了。上官瑞芳在年轻护士眼里，就是一个病员，一个在枫园治疗得早已无害的精神病患者。而中年护士看上官瑞芳，那就是看她的姐妹了，一个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也不肯出来的姐妹。这位中年护士的妈妈，瘫痪在床十年了，说是想念上海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和过去那种一支一支的绣花丝线。去年我有机会去上海出公差，把这两件古老的东西，都给她买回来了。现在城隍庙，只有一家小铺子卖丝线，而且还不是摆在铺子的当面柜台，是在最里头，陈旧的柜台里，丝线蒙满了日积月累的灰尘，连售货员都不知道这是哪一年进的货了，更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人买过，只不过上面要求城隍庙要体现上海传统风俗文化，那么就只好把丝线当做风俗文化摆在柜台里了。转眼间，我都是在搜寻历史了。
我没再说什么。中年护士主动地说：“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顿了顿，又说：“其实，她比我们生活得好。”
年轻护士已经走出好几步了。她见伙伴没有跟上，就站在那里等候，漫不经心。我与中年护士会意地点了个头。
二十年前，我初次陪上官瑞芳在这条椅子上坐下，这位护士与她的老师一同走过，与今天她身边的年轻护士何其相似啊！不知不觉之中，她的白大褂饱满了起来，步态稳重了起来，目光不再滴溜溜地转动，会在上官瑞芳身上停留下来，然后用只有细腻的母性才会拥有的语气说：“上官，你该剪指甲了。”
枫园还是枫园，东湖还是东湖，这把椅子还是这把椅子，环湖的小路倒是翻修过几次了，最早铺的是青砖，后来改为水泥，现在是专门的铺地瓷砖，红红绿绿的，说是要让枫园美起来。变化最快的还是人，年轻的护士在这条环湖小路上，每天例行地走过，她自己却不知道，每一步都是不一样的了！看着她们，就像在看一部缓慢放映的电影。电影还远远没有结束，你还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它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已经给予了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无限的感慨。许多年来，在这肉眼难以看见变化的枫园里，在陪着上官瑞芳的时候，获得和拥有的，就是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感慨。我带着这无法言表的感觉，回到稠密的人群中，回到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心里会渐渐变得安静。我没有别人那么匆忙焦躁，没有多余的话，不着急，不聒噪，在单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与大家相处得和睦和简单，还会使得世杰在某些激动的时刻，说：“你这个女人啊！真他XX的不错！”
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一条路，会让你白走的。我每次换乘两路公共汽车，来看望上官瑞芳，当初我怎么会想到，我这一走，就会是二十年呢？可是谁又知道，二十年来，疯狂了的上官瑞芳又成为了我生活当中最宁静的领域呢？
上官瑞芳的十个指头绕动着，与她沉静懵懂的面容相比，它们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是一群精力过剩的顽皮孩子。在谁都无法预料的时刻，上官瑞芳的手指会突然停下来，静若处子，去捧读钢琴琴谱。上官瑞芳用以打发时间的这两件事情，都是与实际生活不相干的。许多稳定期的女精神病人，都习惯织毛线，她们没日没夜地织，十分用心，花样是难以想像的精巧，为她们所有的亲属，一件又一件地织出毛衣毛裤毛背心毛线披风。等给侄子的新毛衣织好，外甥的毛裤已经穿小了，陈旧了，又该拆了洗了加了毛线重新织了。岁月在她们的手中可以看得见地流动，仿佛她们可以掌握自己指日可待的归期。上官瑞芳却不。她只有兴趣绕动手指和默读琴谱。她从来不读出声，也不需要钢琴或者其他任何乐器，但是她聚精会神，一行一行地认真移动，脑袋随之摆过来摆过去，谁也无法否定她陷入了最纯粹的阅读之中。于是，奇迹发生了。二十年过去，织毛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地衰老，生病与死亡，而上官瑞芳，几乎看不出年龄的增长，她的变化，如同枫园的雪松一般缓慢。
我说：“上官，天气热吧？”
上官瑞芳说：“热。”
我说：“上官，我去了北京，没有找到容容。”
上官瑞芳说：“嗯。”
我说：“上官，你也不用担心，容容这孩子，好像比我们能干多了。”
上官瑞芳说：“是。”
我说：“可是上官，容容这孩子到底在哪里呢？”
上官瑞芳说：“嗯。”
上官瑞芳只是说话，不是交谈。她的表情空远，声调平缓，显得莽撞又盲目。有时候，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会觉出她话语的意思。她有她自己的意思，与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说话总是就事论事，赶着脚跟，说眼前的事情。上官瑞芳常常跳过眼前，跳过了具体的事物，在遥远的地方，等着与现在的发生相遇。
我把在北京的遭遇细细地讲给上官瑞芳听。我们俩在湖边的长椅上坐着，看麦娘在我们的脚下拂动。湖水轻轻荡漾，飘过阵阵湖水的腥气。你久久看着那涟漪，便有了被按摩的感觉，一圈又一圈，圆满地散开和淡去。在上官瑞芳这里讲话，我总是可以讲得非常顺畅。我讲着大红和郝运。讲着于世杰的臭脾气。而上官瑞芳一直捧读着她的琴谱。
最后，当我再一次叹息容容在哪里的时候，上官瑞芳突然说：“在她想在的地方。”
我叫道：“上官！”
上官瑞芳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晰。我迷惑地看着她，几乎要说她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是她是。
上官瑞芳放下琴谱，略微转身，面对着我。她的皮肤还是这么白皙，脸庞还是这么年轻，细长的小眼睛亮亮的，定定地望着我，天真无邪。她这不谙世事的美丽，美丽得叫我嫉妒和心疼。她还记得她的女儿。记得。而且还能够看见她藏身的地方。而我在滚滚红尘之中几乎跑断了腿。是不是作为病人比健康人更加健康呢？是不是不幸比幸运更加幸运呢？既然大家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就要对他人负起更多的责任呢？而这责任的作用最后又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一个人的精神自由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生存需要，只要爱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只要爱停留在某种状态就停留在某种状态，那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呢？请你告诉我，我的朋友！
我央求地看着上官瑞芳，而上官瑞芳，又埋头去读琴谱了。
我不行。我不能够不去寻找容容。我不能够只是埋头于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个现世。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几十年，上官瑞芳和容容就成了我全部的人生积累。我放不下这全部的积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童蒙初开的时候，发生在我和上官瑞芳之间的合谋和默契。我们从小学的课堂上逃离出去，去看阉鸡的人阉鸡。开始吸引我们的，纯粹是游戏的感觉。阉鸡者举着一只大漏勺一样的网子，在四下逃奔的鸡群里熟练地捕捉到半大的公鸡。这些瘦腿瘦翅膀的公鸡正在变声，愣头愣脑，它们被阉鸡者从网子里抓出来，丝毫不明白它们面临着多么重大的生命改变。阉鸡者是漠然的刽子手，他把公鸡不屈服的头颅别过来，掖进了它的翅膀，然后把胳膊抡圆了转动。直到被藏在翅膀里的公鸡脑袋完全晕糊，阉鸡者就坐了下来，在他并拢的双腿上铺开一块陈旧的血迹斑斑的棉布，把暂时失去了知觉的公鸡搁在腿上，扒开公鸡的后胯，三下两下扯掉了这个部位的绒毛，一柄小拇指大的弯刀，很粗糙地绑在筷子上，手起刀落，一捅一铰，眨眼间，一对红嫩的小肉球便被剜出来了。阉鸡的过程就结束了。半大的公鸡醒过来了，摇摇晃晃地站立着，茫然四顾，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只不会打鸣不能够繁衍后代的公鸡了。它会长出母鸡颈脖上那种柔软的披毛，但它又不会下蛋；它骨骼依然健壮，会长出丰满的鸡肉，命中注定就是被宰杀了吃肉的阉鸡了。这种游戏，看了好多次之后，我和上官瑞芳之间，便有了悄悄的探讨。从此，我们自学成才地认识了性别的意义，感受到了对于被操纵的命运的恐怖和怜悯。我和上官瑞芳，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和密友，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启发者和铭记者。
阉鸡者是男人。很漠然。赚小钱，做重大的令人心酸的事情。我和上官瑞芳站在路边，看着在黄昏的尘土中，踯躅街头的阉鸡者的身影，再看看那些无精打采、欲哭无泪的阉鸡，不免为流浪的刽子手和身不由己的阉鸡，生出酸楚的忧愁。我们在王麻子的挑担上买两碗热豆浆，喝着，上官瑞芳的热泪就在热气的掩护之下，噗噗地滴进碗里。之后，我们回家，她的胳膊就悄然地放进了我的胳膊弯之中。她说：“我不回我们家，我回你们家。”
我说：“好的。”
我们夜晚的梦，一样，都出现了委屈的小公鸡，刀，阉鸡者在黄昏的背影和一只古怪的大网。我们在这样的梦中慢慢长大了。她知道我的生长，我也知道她的生长。这是连我母亲都不知晓的秘密，她的母亲就更不知道了，她母亲关心的只是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她总是说，他们能够从枪林弹雨中活过来，太不容易了，他们应该珍惜历史和生命。没有错，谁的话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不追究和不要求父母。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和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可惜我这个平凡妈妈的平凡臂膀，无法抱住她拯救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于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
好了。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太阳从东边或者从西边升起，无论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归来，上官瑞芳，我们都要力争平静地度过每一天。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悄悄生长过程中的那些感受，那些只有我们两人领会到了却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它将与我们的终身如影随形。
上官瑞芳在，我在；上官瑞芳不在，我也在。看麦娘在，我在；看麦娘不在，我也在。如是这般，我还需要什么理由？我又怎么能够放弃？
2001年9月5日初稿
2001年9月22日修改于汉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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