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
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再版后记五十年是千年历史上短暂的一瞬，是匆促人生里悠长的岁月。这本关于人生的小册子，在它年已半百时再版，无疑标志着历史的“公平清楚”以及人生的“意味深永”。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即赠书页所说“季康”）编定，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初版，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公司纳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一九八八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但是，其总印数不过几千册，在国内第一流图书馆，收存者也寥寥无几，更不必说读者、研究者对它可望而不可得。
筹办此书再版的过程，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钱钟书先生本人。他不爱自己的少作，更不愿改头换面来重写，也怀疑它有再版的价值。经我们反复说明了读者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几个印本的误漏情况之后，先生无可奈何地表示：第一不再为此书重写序跋或进行改动；第二全部稿费赠与使用计算机为这本书制字、排版和印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的同志们，以助其事业的发展。
本书以钱先生修改过的一九八二年版为基础，由杨润时、乐贵明负责校核。
当我们以此书奉献于读者和研究者时，恰逢钱钟书先生八十华诞，我们也以此表示对这位作家的学者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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