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
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宽广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上挂着一些像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占领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举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有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我这个报告看来是写不完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啊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们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
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个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佩巴，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啊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啊她做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啊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啊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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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啊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啊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啊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啊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对自己也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地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葱绿的花园，人们在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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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啊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渺孝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啊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啊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早晨半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躯粗壮、面孔迟钝，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哪一个了，他曾按照动物能懂的"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个词。啊，它比起斯麦唐兹来却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从斯麦唐兹嘴里只听到过这几个字："Ｐａｓｓｂｌｏｓｓａｕｆ，Ｍｅｎｓｃｈ。"(德语："你要当心啊")每周有两三次轮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两三次他费尽苦心，结果却总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见到监狱长责备他没有把窗户打开，于是这个小肉山似的家伙立即惶惑不安起来，两条短腿来回地交替着，脑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痉挛地扭动着，紧张而吃力地复诵着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突然间这堆横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来，整个走廊里掀起了一阵慌乱，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窗子依旧关着，只看见离斯麦唐兹最近的两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气的地方了。
他总是用这种办法来出气的。打，碰到谁就打谁；打，如果需要的话，就打死——这点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这个。有一次他闯到集体牢房里去打一个犯人——一个有病的犯人，直打得这个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其余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这个人抽搐的节奏一起一坐，直至这个病人精疲力竭不能再动弹为止。而斯麦唐兹两手叉腰，带着傻笑欣赏着，很满意自己如此成功地处理了这一复杂的形势。
这个原始动物，在他所学会的一切当中，只记住了一点：打人。
但就是在这个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在瓦解着，这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他和Ｋ两个人坐在监狱的接待室里，Ｋ在给他讲当前的形势。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麦唐兹稍微明白一些为止。他站起来，打开了接待室的门，小心翼翼地环顾一下走廊：到处是深夜的寂静，监狱沉睡着。他关上门，小心地上了锁，然后慢慢地蜷缩在椅子上说："那你是这样想的？“他用手支撑着头。一个可怕的重负紧压住了这个肥大个子的渺小灵魂。他就这样蜷缩着坐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绝望地说："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会打赢了……"庞克拉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斯麦唐兹耀武扬威的嚎叫了。而新来的犯人也就不会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么狠毒了。
监狱长
个子比较小，不论穿便服或穿冲锋队小头目的制服都很讲究，阔绰，自满，喜欢狗、打猎和女人，——这是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是库克拉茨监狱都知道的：粗暴，野蛮，不学无术，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人的一个典型的纳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说来还有某种作用的话，——出生在波兰。据说他是科班出身的铁匠，然而这样一种可敬的手艺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为希特勒匪徒们效劳，由于竞选游说有功而捞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用尽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还是监狱职员，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表现出绝对不带感情而残忍无道。庞克拉茨监狱里的纳粹同僚之间没有友情可言，但还没有人像索帕这样连点友情的影子都没有。他在这里好像还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谈的只有监狱的医务官魏斯涅尔。但看来魏斯涅尔对他并不怎么样。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为自己捞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
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纳粹政权。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脱的。纳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阔绰生活的完结，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讲究服饰的完结（顺便说一下，他甚至不嫌弃穿被处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这一切就要完结了。
监狱医务官
医务官魏斯涅尔，在庞克拉茨监狱这个环境里是一个特殊的木偶。有时你会觉得他不属于庞克拉茨，而有时你又会觉得庞克拉茨没有他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在医务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缓慢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语，不断地东张西望，总在那儿观察着什么。他像是一个仅仅到这里来逗留片刻、想从这儿尽量多摄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会像最机灵的看守一样，迅速而无声地将钥匙插在锁眼里一下子把牢门打开。他有一种索然无味的幽默，他谈起一些隐秘的事情，但谈得不清楚不透彻，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说话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他却不声张，也不向上汇报。当他进到一间烟雾弥漫的牢房时，他总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说："嗯，"他把两片嘴唇啧了一下说。"在牢房里抽烟，"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啧了一下，"是严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发。他总是紧锁双眉，满面愁容，好像有一种莫大的隐痛在折磨他。他为纳粹制度服务，每天也为这个制度的牺牲者治疗，他显然不想同这个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怀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没有相信过。因此他没有把家眷从弗拉斯罗弗迁到布拉格来，虽然帝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肯放弃把被占领国吃光的机会。但他也不会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有丝毫联系，他同他们也是无缘的。
他对我的治疗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他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并且还坚持不允许提审受刑过重的犯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时特别需要他的帮忙，他却不给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独地生活在两种恐惧，即对现在主宰着他的纳粹制度的恐惧和对今后即将到来的新的恐惧之间。他在寻求出路，但是没有找到。他不是一只大老鼠，而只是一只落人陷阱的小耗子。
一只毫无希望逃脱的小耗子。
"机灵鬼"
这已不完全是个木偶。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他还缺少做一个雕像的明确的意识。
像这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他们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开始时他们是被动的，完全被他们所陷入的环境吓坏了，后来竭力想从这一深渊里挣脱出来。他们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寻找能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的支援和领导，但这与其说是出于认识，毋宁说是出于本能；他们帮助你，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当然是应该给他们帮助的，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在庞克拉茨监狱所有的德国职员中，只有他们俩到过前线。
哈瑙尔是兹诺伊莫城的裁缝，他故意把脚冻坏，不久前才从东线回来。"战争不是人干的事，"他有些像帅克似的谈起哲理来，"我在那边无事可做。"
赫费尔是拔佳鞋厂的一位快乐的鞋匠，到法国去打过仗。尽管人家答应提升他，但他仍从军队里开了小差。"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德语："唉，无聊。")他自言自语，像每天对待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挥了挥手。
这两个人的命运和情绪都有些相似，不过赫费尔更大胆，更突出，更全面。"机灵鬼"，——几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给他起的绰号。
他值班的时候，是牢房安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大声叫骂起来，他便跟你眨眨眼，让你知道，这跟你无关，不过是骂给楼下的上司听，表明他在严格执行任务罢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上司并不信任他，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挨罚的。
"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他挥了挥手，照旧继续干自己的。与其说他是个看守，还不如说他仍是个轻松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够碰见他同牢房里的年轻犯人兴高采烈地，起劲地玩牌。有时他又把犯人从牢房赶到走廊上，独自一人在牢房里进行"搜查"。这"搜查"持续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里瞧一眼的话，你准会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头支在胳膊上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在这里睡觉是瞒过长官的好法子，因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岗放哨，一有危险就会马上通报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为了心爱的姑娘没有睡够觉的话，那在值班的时候就非睡不可了。
纳粹会失败还是会胜利呢？"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这个马戏团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马戏团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为此而受人注意。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属于它。他的确也不是那里面的人。你需要递一个秘密字条给别的牢房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他还不是一尊雕像。但他却在向雕像过渡。
"科林"
那是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那个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的时候，为了装装样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悄声问道。
"我不知道。但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我枪决。"
"这把您给吓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手了。"
他机械地搜查了一会我的外衣的褶缝。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它们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狱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着你叫喊、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消失在人间，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谈。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胆量啊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嚎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没有出问题吧？"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时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便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这样干。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旧家庭的捷克人，却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粒德兹·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
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威吓他说："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统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砰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准备去相信这回事。
在庞克拉羡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啊两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Ｆｒｅｉｓｔｕｎｄｅ。"(德语："稍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啊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尤其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更是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解。有多少杂役由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啊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于承担或是胆怯怕事，反正你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确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极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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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
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祝你健康，尤拉。"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次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常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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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附 录
《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