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妈姆（他的母亲和妹妹就坐在我们旁边），你和妹妹同我们一起去法国吗？现在没有了
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真是大好的讯息！”
我到蔡家时，蔡和森的受人向警予亦在座。当时，她静静的说：“萧先生，我也决定去
法国。”开朗的微笑露出她洁白齐整的牙齿。我对他说，明日下午三时在第一师范举行集
会，请他们务必准时参加。
开会的时候，各人都读了杨怀中先生的明信片。就算是一张中奖的彩票，也不能令他们
这样的商兴！大家都全心全意作着赴法的美梦，以为一下子大家都可以在花都了！我说：
“我们第一步必须到北平找杨怀中先生和蔡孑民校长。下星期我先回家走一趟，回来长沙以
後，就可以马上动身去北平。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去，谁需要火车费？”我这样问，是因为我
知道在座中只有我一人因为教书而有固定收入的。蔡和森与毛泽东，我也知道他们很想去北
平，但恐怕付不出车费。
杨怀中先生到北平任教之前，由于他的潜移默化，不仅因为他的讲解论述，更因为他自
己曾出过洋，无形中影响我们也考虑到出国问题。他在长沙讲学六年，最後受聘为“北大”
的教授，这自然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曾出洋镀金的结果，因此也想跟着
他的路子走。况且，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怎能将计划付诸实现。在情在理，我们都要对
他感谢。
当年夏天的七月未或八月初，我们有十个人去了北平。毛泽东、熊光祖、张昆弟和我，
是第一批抵达的。杨怀中先生热心地留我们住在他家里，即在豆腐子胡同门外後面。直到後
来我们在北平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间有两间房的房子，才搬出来。
我们把屋内一间房子，用作读书，另一间作睡眠。卧床是一溜炕，即满洲式的炕床，用
砖块做成，在下面生火取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就睡在这张大床上，挤在一块取
暖，因为我们在炕下不生火。房里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炉子，用来煮食。任何事情我们都是
通力合作来做，北京的冬天冷得厉害，我们七个人只有一件大衣，在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只
有穿着它轮流外出，到了年底，大衣巳由一件增至三件，但毛泽东一直不设法为自己添置一
作大衣。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由皇帝赐翰林，这是读书人可获得最高学历品位，又曾在
德国研究哲学，後来还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後，成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以後再游学国外，在
法国研究教育。回国後获聘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他是当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他天资聪慧，
识见渊博。我们拜他的时候，他恂恂儒雅的态度令我们深为感动。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
君子，他给我的印象永远不能磨灭。
拜访蔡家之後，当日二时，我带着蔡校长给我写好的介绍信找李煜瀛先生。李先生住在
遂安伯胡同。他不在家，门房说他五点钟会回来。我五点钟再去，他还未返；佣人叫我等一
会。不一刻，李先生便回来了。他约莫四十岁年纪，留着八字须。我把留法计划向他说明，
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对我说：前些时，他们曾嘱咐学生要略有积蓄然後才可赴法，因为法国
生活费用比日本要大些，而且要学习过节俭的生活。巳有一百多人去了，结果甚为成功。
“最近，”他断续说：“蔡孑民校长、吴稚晖先生同我组成一个留法勤工俭学团体，一
切细则都厘订好了，但成员甚少。不过，勤工俭学必须推行，付诸实现。你们湖南人以刻苦
硬干着称，我认为你们一定得偿所。你最好马上着手学法文，同时要学些手艺－－例如绘
画，或者铸造场的一般技能，大战很快便要结束，你们到时就可启程，你们按部就班的做，
一定会马到功成的。”
我一回家，便一五一十的向大家转述李煜瀛先生所说的一切。李先生的乐观意见，使他
们极感兴奋。他们问我对李先生的印象如何，我说，他似乎很精明，一言一语皆经过深思熟
虑。他跟蔡孑民先生完全不同，蔡校长是典型的中国君子，而李煜瀛给人的印象，是长期在
外国念洋书的中国人。进一步说，蔡校长看来像大学教授，但李先生像革命家。李煜瀛鼓吹
自由思想和大同主义，我赞成他的道理。
蔡和森、熊光祖和我立刻安排念法文及学做手艺的课程，预算所有“新民学会”的会员
都来上课。
一日，我同蔡和森商讨大计，我说：“大战快打完了，法国将获胜。到时必会大兴土
木，重建家园，这样一来，法国必缺乏劳工，不单只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甚至其他诸
色人等也都会半工半读的。这个运动要是展开，很多年轻人都会受到鼓舞，到法国留学。你
想想有多少学生在急切的希望出洋，只是没有钱成行罢了。有了半工半读的办法，他们就统
统去得成了，一千、一万人都去得了，将来他们带所学的知识，对中国是大大有利的。”
我满怀热情的谈话，使和森也兴奋起来，他说：“对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由现在
开始，我们尽力推展我们的运动，使更多人能去法国！”
可是，在我们动身之前，有两个重要问题仍待解决。首先，由中国赴法的旅费一定要大
量减省；其次，抵法後，学生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住宿起居在在需钱，这得靠“华法教育
会”加以援手。我跟蔡孑民校长和李煜瀛先生，作了好几次冗长的谈话，不厌其详的再三讨
论，最後，厘订了满意的解决办法。法国轮船公司同意特价优待，把我们划为四等搭客，只
付一百元中国大洋（当时普通三等客的船费亦须三百多大洋）。抵法後，“华法教育会”负
责照料我们，直至我们能服当地水土，安排学生到各地进学校念法文，同时协助寻找合适的
工作。学生在校的开销和入学费用由该会支付。
我们得到这项保证，便即着手加紧宣传，使留法勤工俭学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我们又进
一步起草详细的组织细则。最初只有四十名学生参加北平的法文预备班，但很快的便有第
二、第三班相继开课，最後学生超过四百名。
十一月，第一次大战告终，我们都想着乘船赴法为期不远了！我受聘担任、“华法教育
会”的秘书。一九一九年，我和李煜瀛先生同往上海，再转赴巴黎。
当时，蔡孑民先生是“华法教育会”中国方面的会长，李煜瀛先生是秘书长。他们邀我
协助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还担任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的教育问题。在法华工人数超过十万
名。
“华法教育会”在华的组织未臻完善，赴法学生由各省组成，所以各组人数参差不齐。
例如，一组有五十人，另一组却达一百二十人。学生在国内大多未经预备训练，抵达目的地
又缺乏金钱维持生计。该会要照料所有学生，实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最初的工作，很
多未尽惬意，但这是无可奈何的。
国内勤工俭学计划的进展，却异常良好，一年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学生抵达法国。湖南
表现最佳，共占五百多人；川、粤次之，每省约三百人；江浙又次之，各占二百馀人。还有
其他省份，但人数较少。这些人都分配到法国各地的学校，同时给他们大多数人觅工厂工
作。
这些青年人由我们办事处安排学习。大部分返国後都担任重要的职位，诸如政府部长、
驻外使节、地方官吏、大学教授、艺术家、实业领袖等。有很多是中共统治下身居政界领
袖、军人之类高位的。我们“新民学会”的早期会，蔡和森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妹妹蔡畅，
和森的爱人向警予，都送入“蒙达邑中学”，该校後来成为共产党向中国留学生宣传的主要
场所。
28.毛泽东留在北平
蔡和森、熊光祖以及其他人和我着手组织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也帮忙。但经过多次
跟和森兴我讨论後，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他说他喜欢留在北平。
有四个理由，使他作此决定。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到一百大
洋，但对他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皂数目，他自己知道无人会借这大笔钱给他，其次是在语言
方面，他说不上纯熟。他在学校时，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也弄不清。第三，留在北平，他可
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我们的新民学会徵求新会员。而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
的联络员留在北平。第四，他一直记得谈悟本那次在“摩天楼”天心阁所说的话，谈悟本像
预言家一样说，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
政党，并纠集一大群忠心的徒众。基本上，毛泽东是行动派人物，他不适宜做学者。总之，
他没有为了读书而跑到外国去的兴趣。读书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谈悟本所说在政治上成功
的方式，无疑比其他因素更影响毛泽东作这个决定。种籽终于落到肥沃的土地里。
蔡和森跟我都同意毛泽东留在北平，实现像我们的在法国那样的勤工俭学计划。这就产
生了无可避免的问题，要找工作给毛泽东糊口，我们三人对这个问题讨论多次。当时，我们
正在国立北平大学为新民学会徵求会员，于是告诉毛泽东，认为他最好是在北大找一份工
作。我们想到一份课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他做完简单的工作之後，可旁讲课。北大确需偏
用一人，在下课後清洁黑板和打扫课室。这是轻便的工作，而且有额外的好处，可使该工作
人员经常接触他所负责的几个课室内的教授和学生。我们一致同意这对毛泽东是理想的安
排。横在眼前的问题便是怎样获得工作。负责雇人做这些工作的，是一名地位十分高的教
授，他另身居其他要职，工作繁忙，我们不知道怎样为份卑微的工作求见他。终于我们想起
蔡孑民校长，他一直对我们很关心爱护，我们给他下了一封信，问他可否下一个公事，为我
们一位朋友，找个课室清洁员的工作。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他马上了解我们的困难。不
过，他有一个更好的竟见：他建议，毛泽东与其做课室清洁员，不如就在图书馆工作。于
是，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
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也没有说他是
“青年领袖”。李大钊于是让毛泽东负责整理图书馆，这是十分简单的差事。完全是靠蔡校
长的帮忙，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雇用低职工人的事情与他没有直接关系。
一九二一年，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成了共产党在北平的秘密领袖，毛泽东在湖南也占着同
样的地位。在我第二次赴法之前，我曾跟李大钊数度长谈，返国後，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
六年间，我们一起搞革命反对张作霖。常常躲避军事当局的搜捕，但是我们总是相约秘密会
见。我们曾谈及毛泽东，有一次，他说：“我给毛泽东整理图书馆的工作，不过是遵从蔡校
长的指示。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好朋友。”一九二六年，李大钊在北平俄国使馆被张作霖逮
捕，并遭绞杀。
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他给蔡校长写信，每一封都是以“蔡夫子大人”起
笔。他自承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他表示恭维和敬慕。一九三八年，蔡孑民先生匿居九
龙，这是距他逝世前十二个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闲谈，我们好几次偶然谈及毛泽东，垂
暮之年的蔡校长巳忘记许多细节，他只记得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却不能忆及毛泽东的容貌和
音了。
就图书馆的工作来说，毛泽东成绩不算好。他依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凡到图书馆看书的
学生都尽量藉故攀谈，以吸收新民学会会员，但这项工作亦做得不算好，他读书亦没有多大
成绩。他写信对我说：北大学生，像傅斯年、段锡朋、罗志希等人，他在长沙听说过他们是
最优秀的学生，都使他十分失望。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返回长沙，参加“驱张行动”（推翻湖南的暴虐总督张敬尧）。驱
张的唯一途径是说服驻湘粤交界的军队，开进长沙，协助革命，然後请前任总督谭延开重掌
大权，在教育界展开革命运动的主要策动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师范曾是毛泽东的国文老
师。实际上整个教育界都卷入漩涡，张敬尧被指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易培基与毛泽东及其他
学生，筹划起义大计，他们称起义是“兴邪恶势力的斗争”。
要了解毛泽离开北平的原因，这里必须一提北大校内的两位激进领袖：文学院长陈独秀
和图书馆长李大钊。这两位都曾写文章颂扬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後来跟俄人秘密
联系，接受俄人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进行这一工作的经费，都由俄方供给。因为不能公
开以组织共产团体为名义，于是发起“马克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设在
北。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外国语文学校”的创设，该校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学俄文。在这些领
袖的计划里并未把毛泽东考虑在内。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
注册。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样一来，毛泽东便觉得以他的处境看，他是不可能
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的。而且他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亦无成，于是，几个月後，他便决定返回
长沙，在那里从头干起。他仍旧是新民学会的核心分子。希望将新民学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
组织。
毛泽东藉着参加推翻张敬尧的革命，跟一大群青年人，紧密联系，他想方设法，企图获
得他们的信任。这是不太困难的，他们大多数极为热情，不务实际，空有理想、野心勃勃。
他们的基本目的是逐走湖南暴虐的统治者，而且，说得含混一些，是改革社会。不过，他们
没有明确长远的计划，又没有特定的政治倾向和目的，更没有公认可以信托的领袖。毛泽东
对俄式共产主义有盲目的信心，他把这批青年人看成是无字的白纸，梦想在纸上用大红线描
绘自己的图则。在他的心目中，他可以为所欲为，实现自己的野心。他自觉是他们的领袖，
他们在他灵活的手掌中就像黏土一样。
这是一九一九年的情况，就在蔡和森与我抵法後不久发生的。毛泽东、蔡和森和我三个
人仍是新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蔡和森与我在法国徵求到三、四十名新会员，毛泽东在长沙
则徵募了百多人。不过，他将我们坚守的精挑细选的原则弃而不用，而仅以思想基础来挑撰
会员。他出版了一本杂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容包括函札和评论，会员在上面发表
他们自己的见解。但这刊物出了三次就完了。
除了新民学会的工作之外，毛泽东还编印了一份周报称为“湘江评论”，当时他正筹划
湖南革命，该周报的文章十分偏激，附和他的学生都被煽动。很多年轻学生甚至自动到街上
推销“湘江评论”。为了宣传，我从巴黎写去的信常常刊在这份周报上。大约就在这个时
候，他开办文化书社，售卖新思潮刊物。这间店子是由他的头一个爱人陶斯咏料理的，我们
这位最年又最可敬的女伙伴，我在前面巳经谈过了。
湖南革命马到功成，张敬尧滚蛋了，谭延开复任总督。最初煽动起对的易培基接掌新政
府五名阁员的职务：总督第一秘书、陆军司令第一秘书、湖南教育会会长、省图书馆馆长、
第一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是长沙知识分子的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泽东为附属小学的校长。
同时，年高德昭的“新民”会友何叔衡（我们叫他何胡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日报”社
长，该报是最优良的出版物，因为它有很多读者，何胡子获任新职，埋头苦干，很有成绩，
影响了不少下层阶级的人。他手下有好几个十分优秀的编辑，其中一名谢觉哉後来成为北平
共产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後任内政部长。谢、何来自同一乡镇，是好朋友。
何叔衡後来介绍谢觉哉给我们，于是大家又成为密友，我们也昵称他为“胡子”。这两
位伙伴是新民学会最年长的会，约在三十五岁左右，大部分会员平均比他们年轻十岁。何叔
衡是我们多年的挚友，我们一起在楚怡小学教过书。对于谢胡子我虽然认识不深，但因为他
是何叔衡的好朋友，所以我亦喜欢他。
现在，新民学会在长沙有了两个基地：一是“平民教育日报”，一是第一师范附属小
学。又有蔡和森、熊光祖、向警予、李维汉、陈劭修，以及其他好几个新会员的协助。我自
己则指挥在法国的第三基地。毛泽东返回湖南後，由于易培基和谭延开统理省政，他行动上
的自由绝无问题，结果，他对政治更是野心勃勃，也更昭然若揭了。
当时并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们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新民学会上，虽然很多会员盲目信
仰俄国共产主义，以为它是能够改造中国的魔术棒。
不过，两年之後，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
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
29.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休战条约的签署。翌年一月初（凡尔赛和会召开），我跟随李
煜瀛先生在巴黎开展华法教育会，协助勤工俭学学生编组参战华工等等工作。
我们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幢房屋，在那儿设立“华侨协社”，作为勤
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汇集场所。我们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自华来法的
勤工俭学学生身上。但我除了应付学生的工作外，还是“华工杂志”的主编，那是印傍参战
华工们看的。蔡孑民校长在法国的时候，曾为这份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该刊是我们侨居在法
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华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编印上也很醒
目。
抵法数天後，我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行动。并请他向我们家里的亲友报告一
二。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与华工组织极具功效，我们人力仍可应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学生。在此千人之
中，应可挑选一二百名为新民学会新会员。至于参战华工，业巳超过十万名，从其中挑选一
万名，谅非难事。循此，我们定能增强新民学会，使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在目前，我
全力集中于华工的撰拨，因为徵求学生为会员的工作，须待蔡和森抵法国後，才能正式开
始。毛泽东的回信万分热烈，他写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国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
展运动，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
当时，我们双方都谨守新民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主要目标是促进新
民学会的成长，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在半天工作的计划
下，由华来法。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不少人产生了
忌妒心理，在当时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生，许多人
抵法时，只懂一点点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顾所有这些青年人，为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
绝非易事。于怨是言很多，那时经济情况不稳的学生，对我们诸多批评。
这上千上万在法国的华人……参战华工和学生，大多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倒是有不同
程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很自然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对象。他们耳闻目睹俄国下层阶级取
得革命成功的真相事实，至于对抽象的理论基础，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的人可说没有几个
人，大部分人都是从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解马克斯这三个字，他们并非站在分析和批评的立
场上去看新俄罗斯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宗教，盲从马克斯和他的教训，恰如基督教
徒信奉耶稣基督一般。但即使这些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仍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盲目
的、宗教式的信奉，因为那时还没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机会他就发表谈话，总告诉同胞，共产主义是好东
西。当时，他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使他们加入，他也不曾研究过马克斯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
论。不过，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巳经倡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我说：“我
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人一定要遗人到中国，在华组织秘密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
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我们巳无时间事先研究所有的细节了。”
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交谈。我坚持道“我们在制订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
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则上同意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管那是什么型态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关系。”蔡和森说：“我们越研究便越难下决
策，俄国的计画现成的摆在那里，一切都详细拟订妥当。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其化型态的主义
呢？俄人的整个计画一色俱备，且巳写在白纸黑字上让我们读到，他们自己也实现了这个计
划。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作其他的尝试呢？”
“但是”我问道：“为什么中国必定要做俄国的儿子？”
他顽固不化，满腔怒火，声劫汹汹。“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之父！”他说：“我们必须
以俄为师。首先是因为它实行起来直截了当。其次，如果中国发生革命，便可依靠俄援，秘
密的或公开的他会供给我们金钱和武器。在地理上，俄国和中国注定是盟友，两国间的运输
也方便。一句话，如果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就必须无条件跟从俄国。我说的都是真话，也是
我真正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接着说：“但是，老兄，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同胞的幸福问
题并非像你所谈的那麽简单，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怎能让中国变成奴隶国呢，作为尽
忠的国民，怎能成立有这种计画的政党？”
蔡和森坚持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巳经写信给润之！版诉他
我的想法，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论、也太散漫了！”
“就算润之同意你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我大声说：“我不能埋没良心，我要良心清
白。我绝不参与使中国成俄国奴隶的党派，恕我爱莫能助。”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你的为人，我们都敬重
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你详细研究这入事。”
“但是，”我指出：“你不是在研究！你巳经决定了行动路线，而企图使我相信你的主
意。你要我无条件接受你的原则。你恰像一名牧师，企图说服老朋友信奉他的宗教！”
“噢，哪里的话，我决不敢这样做！”蔡和森说：“除了我们的交情，我还尊重你的为
人和你的竟见，我们现在不过是朋友间商量而巳。”
这次交谈发生在蔡和森抵法後两天。和他同船来的五、六十名学生，“华法教育会”决
定送他们到蒙达吧中学，先在那里暂住，等待找到适当的工作，也可利用时间学习法文。蒙
达吧距巴黎四个钟头路程。蔡和森走後，我们的通信频密，他有时一天写两佳信给我。但我
们彼此的意见没有改变。
蔡和森向蒙达吧的朋友讲述共产主义，同时又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写信游说。他说话
的本领不，但是纸上陈述竟见却相当精采，甚至胜过毛泽东。很多人都为他的信所激动，他
的热情也就传开去了。同他来法的蔡大娘（当时约五十岁）和妹妹蔡畅都很重他的意见。不
过，他头一次改变别人的思想，还是他的爱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之一。向
警予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演讲也十分有声有色。她为人特别恳挚，同时又美丽温柔。她成
为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又是蔡和森的宣传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到她的影响，很多人接受
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讲话，被她的热诚所感动。她写了很多信给我，谈论说不完
的问题。
当时抵法的另一个老友是李维汉。他亦名“和森”，我们称他为“李和森”，有时则叫
“老李”。他亦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我们非常爱护他。在长沙考入第一师范时我便
认识他，对他十分喜欢。他的父亲又老又穷，无力帮助李维汉，李维汉很孝顺，我们很为他
们两父子难过。李维汉为人谦逊沉着，说话缓慢。在任何讨论场合中，他很难了解别人的观
点。因为他不能讲法文，所以在蒙达吧便终日跟蔡和森谈话。这两个“和森”说话投契，自
然是李维汉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竟见居多。中日战争期间，中共派李维汉和周恩来为代表，
在重庆（後来在南京）跟国民政府谈和。後来，我在报纸看到，他在北平曾任一个重大的政
治会议的秘书长。现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读到有关他的新闻，我都禁不住记起
我们在蒙达吧的谈话，以及他尚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神态。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是致
力宣扬共产主义的最热烈的三名传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间，法共虽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潜力，但法共本身当时所进行的宣传工
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万华工和学生之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华人聚居之地
中，却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间，确巳招募了一些成员。对这个团体
的支持，直接来自北平，间接则来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遗派一名特务到北平，跟“北大”的急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
接头，企图说服他们，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由于中国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的公开的共产党组织
出现，于是先作铺路工作，设立一个青年人的协会，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两个英文
字母来命名，简称ＣＹ，实即“共产主义青年团”（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的代
称，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两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为了保密的缘故。初期的中
国党员依同一方式也称中共为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ＣＰ的成员，是挑
选最有前途的ＣＹ分子所组成。除此之外，同时还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又
堂而皇之的开办了一所“外国语文学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甚至
有一段时期公然在北京大学挂出招牌来。
如前所示，陈独秀接纳了莫斯科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设立那些核心团体和组
织的开销，他接受了俄人的金钱（以大洋支付），好几个组织和附属支部都由他直接控制。
陈独秀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都加入了ＣＹ。一九二零年尾，这两个孩子受到
他们的爸爸陈独秀和“爷爷”莫斯科的指示，到法国展开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在巴黎号称
“二陈”。但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後来证明他们不能胜任，于是被召回华，另指派两人接
办。
那两个人是当时在法国的四川学生，赵世炎和任卓宣。赵、任这两个青年人十分能干，
有责任，在法国ＣＹ中任书记的职位，努力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义。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名
册有几百个人，服从他们的命令，但这些人都不是华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後来返回中国，成为湖南长沙的ＣＹ和ＣＰ的头头，他终于遭政府逮捕，判以死
刑枪毙了。他的躯体遗弃在他中枪倒下的地上，翠晨有人经过，听到他的呼吸声，便送他到
医院去，救回他一命。当时报纸的与论对他十分同情，于是政府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
动。待他从鬼门关爬回来，完全康复以後，他宣布他为共产党效力巳功德圆满，这条再拾回
来的性命，不拟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他後来入了国民党，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在台湾居
住。他成为三民主义的最佳理论家，但我四十年来，不曾见过他了。
当时我所熟知的共产党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现巳不在人世，徐特立则年近八十，他是
我的教育学先生，後来也教过毛泽东同样的科目；他以“老学生”之名，随蔡和森赴法勤工
俭学。我仍在第一师读书时，他就提拨我到“修业”任教。虽然他不是顶好的理论家，但中
共仍把他当作老战士，作为党的老招牌之一。蔡畅、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陈
毅、铙漱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名列在赵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册的几百个人名之中。
就这样，留法华人中间散播下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30.森林群英会
一九二零年十月，“华法教育会”的活动大为增加，急需遗派一名代表返国，跟蔡孑民
校长和李煜瀛先生讨论各种事项，议决由我负责。我动身之前，先分别写信给蔡和森和毛泽
东，蔡和森回信说，在离法之前，“新民学会”应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一方面给我告别和送
行，另一方面讨论一下采取甚方法来从事中国革命，并检讨俄式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是否为切
实可行的制度。
当时莫斯科所控制的ＣＹ还没有什么力量，留法华人对之不大理会，所以我们讨论俄国
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顾忌之必要。
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都住在蒙达尔尼，所以开会的日子定在该城举行。我在开会的
前一天下什四点钟离开巴黎，火车尚未驶入蒙达尔尼站，我巳看见蔡和森同他的母亲蔡大
娘、向警予等共约二十人，在月台等我了。我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後蔡和森同向警予请我到
车站附近的一间餐馆去。我说先找一间旅店住下，可以在较为清静的气氛下详谈，但向警予
说：“和森同我巳替你找妥房子，那旅店离我们学校不远。”
在我们到旅店途中，我问道：“明天我们『新民学会』的集会在哪儿举行呀？”
“我们还未作最後决定”，蔡和森答道：“你知道，这儿有三十多个会员，其中有些住
得很远，不能来，不过，我们这里可能有二十人左右参加。我们不能利用学校的课室，因为
全日都有课上，而且，住在那儿的五、六十名中国学生又并非会员。”
向警予提议道：“我们不能在肃先生的旅店开会吗？”
蔡和森马上答道：“如果一连多天，有一群黄皮肤的东方人突然跑去旅店，会引起法国
人的注意，店主也可能不允许，即使他允许，他会给我们开一张账单。你知道，这种账单我
们怎麽付得起呀！”
“市政公园如何？”我问道。
向警予说道：“这个公园不太，座椅又常常满座。我们的中国同学，下课後亦多在那里
流连。”
此时，蔡和森脸色为之一亮。“你刚才提过公园，我有个主意，就在镇外有一片大树
林。为什么不去那里坐在草地上开会呢？这样不是解决问题了吗？”
“好主意！”向警予同意道：“可是，若碰了个下雨天，『新民学会』在法国的大会将
永远开不成了！”
“倘若碰巧下雨天，即预示菩萨不保佑我们改造中国，我肯定必会风和日丽的。”我向
大家说。
向警予微笑道：“好得很，萧先生，如果明天下雨，就是说菩萨不同意我们的计划，如
果阳光普照，那表示菩萨赞成我们改造中国！”
翌晨，我醒来时，明亮的太阳光直射我的床上，我一跃而起，赶快穿衣，不一会，蔡和
森与他的爱人向警予，连同其馀十人左右来到我房间。向警予欢天喜地向我道贺：“快些
呀！萧先生！我们立刻动身，改造中国！几天以来都没有阳光，突然却旭日腾升，多好
呀！”我们一行人离开酒店，十分钟左右，便处身在森林之中了。
回想那个时刻，我恍忽又嗅到清晨林间空地上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气味。我们选了
一处薄薄的草坪，软绵绵、绿油油，就像我们坐在天鹅绒的沙发上面。但草坪仍是潮湿冰
凉，于是决定在开会之前先作短程散步。就在太阳照耀着青草，所有会员都到齐之时，我们
坐下来，围成一圈，由我宣布开会。向警予站起来说：“首先我们向萧先生告别，祝福他回
去一路顺风。然後，请他跟我们谈话。我们各人对人对萧先生这次返国寄望甚殷呢。”
蔡和森接着说：“今天萧先生的开会议程我看过了。第一项是讨论什么是革命最适当的
步骤，其次是介绍新会员，第三，是他报告自己返国的职责和计画。我现在提议，将第三项
放在首位，因为我们各人都急于听他说话，要知道他计画做些什么。而且，第一项需时较
多，应该在最後讨论。”
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议，于是我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计画，以及我打算在国内做些什么。然
後，蔡和森介绍新会员。首二人是李富春和李立三。李富春个子瘦小，十分年轻，大家对他
甚有好感。他口齿伶俐，措辞清晰，语调温文。他後来成为东三省省长，又在北平任国务院
副总理（总理周恩来）。李立三则截然有别，他个子高大，举止粗野，直着喉咙说话。他习
惯开玩笑，而所开的玩笑，又并非常常是风趣的。在会中，有一次他高声喊道：“立三
路！”大抵是指我们统统都须跟随他的领导。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幼稚粗鄙不堪的。其
他几名新会员亦经介绍与众人认识，男的由蔡和森负责，女的由向警予。女的当中有蔡和森
的妹妹蔡畅，她是中共“妇联”主席。在同一次会上，廖宜男和周恩来由蔡和森引荐为新会
员。
午饭後，我们各人在绿油油的斜坡上集合。现在讨论的主题是采行俄国共产主义作为新
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坚持必须毫无保留的采行俄国共产主义。我说我虽然完全同
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赞成在中国采行俄式共产主义。会员的意见有所分歧，有些人附
和蔡和森，另一些则站到我这边来。大家表示思想和意见，平心静气的讨论，态度亦十分诚
恳。我们在五时半结束一天的讨论，这样，住在学校的会员不会错过晚饭，我们又决定明晨
八时半再开会，继续讨论。
晚饭後，一班人到我酒店房间，无拘无束的说东说西。十点钟，大多数人都走了，但蔡
和森、向警予、陈劭修留下来继续研讨俄式共产主义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谈至凌晨二
时，还不曾得到结论。他们回学校巳太迟了，大家又不愿骚扰店主，于是最後决定统统一头
一尾的的在床上睡觉。我们根本没考虑到向警予是女子，我肯定她自己在当时也没想到她是
异性。我一直受当日我们所表现的心智清纯和崇高理想而感动。
翌日，整个会议都花在研讨上，但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最後，决定我返国後，同国内会
员从长讨论，我又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开会二天的详情，这样他可以将信件先在会友之中
传阅。後来，毛泽东把我的信刊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31.长沙长叙
一九二零年冬，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泽东巳返回长沙很久了。虽然我们经常通信，但
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我才能到长沙看望他。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但他大多数的活动是
秘密指挥共青团（ＣＹ）的组织。
由三月至七月，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但我们谈得越多，便似乎
离得越远。不过，大家以朋友相待，还不致割席，我们诚心诚意了解彼此的观点。
毛泽东对旧“新民学会”失去兴趣是明显不过的，因为它不是政治组织。会员虽然不曾
研究社会主义或其他政治制度，但当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了ＣＹ的秘密集会，也逐渐盲目
地相信在那些集会上他们的说话。ＣＹ的诞生累得“新民学会”命不久存。当我踏足长沙之
际，我觉得我是回来为它送殡了。
不过，会员仍然衷心欢迎我，不待说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形，这是我跟好几个会员多次
叙旧後发觉的。他害怕他们会受到我思想上的影响，使他们失去目前ＣＹ所授的对共产主义
的盲目信心。我发觉他暗中要求老会员劝我回法，最後甚至亲自向我提议！他知道我要回巴
黎的，他急于请我尽快离开。不过，他热切希望我接受他对俄国共产主义的信仰，同他合
作，在全国宣扬这种教义，并将它付诸实现。
在长沙，有一间名叫“船山学社”的大屋，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而设的。有五十多个信
仰共产主义的人占住了这间屋，由于毛泽东其中一分子，我也应邀住在那里。这班人雄心勃
勃，希望有朝一日共产党人统治中国，年龄和经验会保证他们身居领导层的地位。
我返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排在法国的里昂和比利时的夏勒莱成立“中法大学”，于是
我一踏足上海，便受到一流大报纸“时事新报”的记者访问，我的竟见刊在第一版。长沙的
老朋友自然读到那篇特写，当我过访长沙，他们便跟我谈论这计划的事情。毛泽东赶忙利用
热烈的气氛，把他们拉拢在一起，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和我提出一个主张，将“船山学社”
改为“自修大学”，各人都同意，我被推为首席策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