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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修炼

_2 彼得·圣吉(美)
  第14周
  在第14周和第15周,啤酒厂终于开始多送来一些情人啤了。与此同时,零售商们的订货量也略微下降了一点儿。你猜可能是因为他们前几个星期稍微多订了些。在这时候,任何能减少你拖欠订单数量的事,都是受欢迎的。
  现在到了第16周,你在几个星期前订的啤酒终于到货了:55车。这批货在星期一就到了,你到仓库里堆放情人啤的地方看了看。很好,到的情人啤都堆在货架上,数量可以跟那些著名品牌相比了,而且很快就会被送往各个零售店。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5)
整整一个星期,你满心期望地等着零售商的订单。你甚至会站在记录台旁边,查看每个零售商的新订单。翻过一张又一张表格,你只看到同样的数字:0,0,0,0。这帮人怎么了?4个星期前还冲我嚷嚷着要啤酒,现在他们却连一瓶都不要了!
  突然间,你觉得浑身发冷。这时送货车要出发了,路上会去啤酒厂。你赶紧追上司机,要回订单,划掉原来写好的24车,也填了个“0”,并签上了字。
  第17周:这星期会送来另外60车情人啤。而零售商却没有更改订货量,仍然是“0”;你向啤酒厂发出的订单也依然是“0”。仓库里放着109车情人啤,你天天用啤酒泡澡也无妨,反正啤酒有的是。
  第17周
  你想着在这个星期,零售商肯定会订更多情人啤,毕竟那支情人啤MV还在电视上播着呢。你在脑海里把零售商统统打进了地狱最深处,那里全都是不守信用的人。
  但实际上,零售商们又一次送来了写着“0”的情人啤订单。你呢,也向啤酒厂订了“0”车情人啤。但啤酒厂又送了60车啤酒过来,你的货仓里边又多了60车情人啤。啤酒厂为什么还送来这么多啤酒?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啤酒厂
  想象一下,你在4个月前受聘于这家啤酒厂,负责管理市场和销售业务。情人啤只是啤酒厂的几个主要产品之一。这家不大的啤酒厂以质量闻名,而不是靠营销能力取胜,这正是它雇用你的原因。
  你在新岗位上一直干得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早在你上任的第二个月(游戏的第6周),订单量就开始猛增。在你入职的第三个月末,订单量从你刚到啤酒厂的每周4罗猛涨到了40罗,你对此非常满意。你出货了……嗯,这次一共发出了30罗啤酒。
  这是因为啤酒厂也有未完成的、延迟交付的订单。一瓶啤酒从酿造到装瓶出厂得花两周时间(至少在你的啤酒厂是这样)。当然,啤酒厂的库房里存有够供应几星期的啤酒,但这些存货在第7周的时候就都卖出去了。这仅仅是订单开始激增后的两周。接下来这个星期,延期交货的啤酒有9罗,还收到了24罗的新订单,但实际上你只能供应21罗啤酒。在这个时候,你仍然是啤酒厂的英雄。公司经理鼓励每个员工加班加点地工作,还十分热切地约谈相关人士,为修建新工厂作准备。
  “叛逆偶像”的那支MV给你带来了好运,他们在歌里提到情人啤。早在第3周你就知道这支MV了,因为有年轻人专门为此给啤酒厂写了信。但直到第6周,这支MV的影响才在增加的订单量上表现出来。
  直到第14周,啤酒厂仍然没能处理完延迟交货的订单。要求每批生产70罗甚至更多情人啤,对你来说已经是很常规的产量指标了。你开始想,今年应该能拿到一大笔奖金,说不定还能要求拿到1%的利润分成,至少在完成延迟交付的订单后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甚至开始想象自己成为《营销周刊》的封面人物的情景。
  在第16周的时候,你终于完成了延迟交付的订货。但在接下来的那星期,你的分销商竟然只订了19罗啤酒。在上星期,也就是第18周,他们连半罗都不要了。在一些订单上,你甚至发现了被划掉的订货记录。
  现在是第19周。你的库房里有100罗啤酒。然而,送来的订单又没有要货,订货单上写着:0。与此同时,你之前要求生产的那些啤酒,现在正不断地涌入库房。你忐忑不安地给老板打了电话。“咱们最好暂停生产一到两个星期,”你说,“我们遇到……”你用上了在商学院里学到的词,“……遇到了需求不连续(discontinuity)的情况。”电话那头一片沉寂。“不过我坚信,这只是暂时的。”你补充说。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6)
第21周
  同样的情况又持续了4周:第20周、第21周、第22周和第23周。渐渐的,需求重新增加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你的借口也越来越不靠谱。你的解释包括:分销商把我们逼入了绝境;零售商根本没订购足够多的啤酒;媒体和那支摇滚MV宣传得过头了,让大家都厌倦了情人啤。说到底,还是要怪那些善变的小青年—他们连半点儿品牌忠诚度都没有,他们怎么能在一个月买几百箱啤酒,到下个月却连半箱都不买?
  第24周
  第24周:这星期刚开始的时候,你从公司借了辆车开出来,这时已经没人在乎你要去哪里了。你的第一站是分销商的办公室。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而且也只是你们的第二次谈话而已。在这场危机之前,你们几乎没什么可聊的。你们闷闷不乐地打了招呼,然后分销商把你带到了后面的仓库。“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接到你们这个牌子的订单了,”分销商气愤地说,“我觉得自己被耍得团团转。看!还有220车情人啤压在这儿。”
  你们俩一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需求的突增和陡降。这是公众喜好变化无常的又一个例子。如果零售商之前能够把握行情,及时提醒你,这场危机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回家的路上,你开始盘算要怎么写营销战略报告。突然你心中一动,在路过的一家零售店前停了下来。幸运的是,店主人正好在。听完你的自我介绍之后,零售商露出了嘲讽的笑容。留下了一名助理看店,你们俩走进了隔壁的餐厅,要了杯咖啡。
  零售商带上了他们店的库存记录本,他把记录本在桌上摊开,说:“你不知道,几个月前我真想掐死你。”
  “为什么?”你问。
  “瞧瞧这个—我们的仓库里积压了93箱情人啤。按现在的销售速度,要6个星期之后才会下新的订单。”
  6个星期,你在心里重复了一遍,然后拿出随身带着的计算器。如果这个地区的每个零售商都等6个星期才下新订单,之后每周又只订几箱啤酒,那么至少要一年,堆在分销商那儿的220车啤酒才能卖出那么一点。“这简直是个悲剧,”你抱怨道,“你说这是谁造成的—我是说,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呢?”
  “嗯,这不是我们的错,”零售商喝了口咖啡,“在那支MV刚播出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每周卖4箱情人啤。然后在第2周,我们卖了8箱。”
  “然后,销量就开始突然增加了,”你说,“但为什么后来它又陡然下降了呢?”
  “不不,你没明白,”零售商说,“需求从头到尾都没有剧增过,也没有陡降过。我们第3、第4和第5周都是每周卖8箱啤酒。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运来我们要的啤酒,所以我们只好一直下订单,其实只是为了保证店里边有足够的情人啤,好满足顾客的需求。”
  “但是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把啤酒尽快生产出来了呀。”
  “那可能是分销商把事情弄砸了,”零售商说,“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分销商。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们能搞个优惠券促销什么的,好让我能收回点儿成本。我真想把那93箱啤酒卖出去一些。”
  接下来你结了账。在回家的路上,你寻思着怎么写辞职信。显然,要是这场危机导致裁员或者工厂倒闭,这都得怪你。就像分销商责备零售商,零售商又责备分销商,他们两方还同时责备你一样。现在辞职的话,至少还能挽回点儿脸面。要是能有什么解释,证明这不是你的错,该有多好;要是能证明你也是受害者,而不是罪魁祸首,该有多好……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7)
啤酒游戏的启示
  1.结构影响行为
  在同一结构中,不同的人也会作出性质类似的表现。当问题出现,或绩效不如人意时,我们喜欢找出某人或某事来加以责怪。但是,系统的危机往往是由于其自身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外力或某些个人的错误。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
  2.人类系统的结构很微妙
  我们容易把“结构”看成是外界加在个人之上的各种限制。但是,在复杂的生命系统里的结构,比如人体中的各类“系统”(如心血管系统和神经肌肉系统)的“结构”,是指支配行为模式的基本相互关联。在人类系统中,结构就包括人们如何作决策—即我们依据观点、目标、规则和习惯来指导行动的“操作性政策”(operating policies)。
  3.解决问题的关键杠杆作用往往来自新的思考方式
  在人类系统中,人们常常不能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力,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大家只注意自己的决策,而忽视这些决策如何影响他人。在啤酒游戏里,参与者本来有能力消除老是在发生的极端不稳定的局面,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明白,造成这种不稳定局面的始作俑者恰恰是他们自己。
  工商界崇尚英雄。我们对那些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果的人,给予了太多的奖励和提拔,但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就凭直觉认为,一定有人把事情给搞糟了。
  在啤酒游戏中,让大家都陷入了困境的某个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拿故事中的三类角色来说,每个人的意图都好得不能再好了:都想服务好自己的顾客,都希望产品能在系统中平稳流通,也都想避免问题的出现。每个角色都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合理的猜测,也都依此作出了决定。这些决定不但有着良好的动机,而且符合逻辑。没有谁是不尽职的人。尽管如此,危机还是发生了—这是系统结构中固有的。
  过去20年间,啤酒游戏在数以千计的课堂及管理培训班里演练过。来自五大洲的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商业背景的人,都做过这个游戏。有些参与者以前根本没听说过生产分销系统,有些则对此十分熟悉。但不管怎样,每次演练这个游戏,都会引发同样的危机。一开始,是出现无法满足的需求增长,系统在运作过程中积累起大量订单。存货卖光,延迟交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着,啤酒大量到货,订单却突然减少。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守着卖不出去的大批存货—举例来说,零售商给分销商每周8箱、10箱、12箱的新增订单,能让啤酒厂新增上百个订单,这种现象屡见不鲜。3
  如果说,足有数以千计的参与者,他们有迥然不同的背景,却都表现出了同质的行为模式,那么导致这种行为出现的原因一定超出了个人的范畴,它源于游戏结构本身。
  有更多的类似啤酒游戏的系统,它们在现实世界的生产分销系统中造成了类似的危机。例如,在1985年,个人电脑内存条很便宜,也很容易买到,当年的销量下降了18%,使美国厂商遭受了25%~60%的损失。4但是到1986年底,短缺突然出现了,加剧了恐慌和过度订货的现象。结果,同样的内存条的价格涨了一到三倍。5半导体行业在1973~1975年也出现过类似的需求激增与崩溃现象。在整个系统经历了巨大的订单堆积和大量的运货延迟之后,需求崩溃了。这时,任何产品都可能在一夜之间下架。几年内,西门子、西格尼蒂克公司(Signetics)、北方电讯(Northern Telecom)、 霍尼韦尔(Honeywell)和斯伦贝谢公司(Schlumberger)都纷纷通过收购不景气的半导体生产商,进入了这个行业。6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8)
正如1989年5月30日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正在生产远超过实际销量的汽车,经销商积压的库存越来越多……这些汽车公司已经开始闲置工厂并裁减员工,其规模和速度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7当时,美国全国的经济正经历着同样的需求激增和存货过度调整,经济学家把背后的原因称为商业周期的“存货加速器”理论。
  类似的激增和崩溃循环也一直在各类服务行业中不断上演。比如,在房地产业中,这种循环是臭名昭著的,投机商故意抬高价格,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新的开发项目,更是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循环。1989年,马萨诸塞州的公寓开发商保罗·奎因(Paul Quinn)曾这样告诉《麦克尼尔–李瑞尔新闻时刻》节目:“公司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这该怎么办?’我们说,‘让所有人把5 000美元的支票寄来,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然后把这些人列进候补名单吧。’我们接下来发现,很快就有150多张支票堆到了桌上。”市场迅速繁荣过后,又马上进入过剩。“那是一种缓慢的、越沉越低的感觉,”在某个到处是卖不出去的地产项目的海边小镇,奎因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是时候为下一个增长周期着手盖房子了。不幸的是,地产行业的人都无暇顾及这个,他们都还忙着处理上一个周期留下的问题。”8
  实际上,生产分销系统的现实情况往往比啤酒游戏更糟糕。现实中的零售商可能会同时向三四家分销商订货,在收到一家最先发来的货品之后,就取消给其他分销商的订单。啤酒游戏中,没有对生产能力设限。在实际情况中,生产商往往不顾生产能力的限制,满负荷生产,加剧了整个分销系统中的恐慌。生产商还会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因为他们相信眼下的需求水平会在将来持续下去。一旦需求崩溃,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产能过剩的困局。
  类似啤酒游戏中的生产分销系统的运作机制,阐释了系统思考的第一条原则:结构模式影响行为。
  结构模式影响行为
  当置身于同一个系统中时,人们无论有多大差别,都倾向于产生相似的行为结果。
  系统的观点告诉我们,为了理解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个人失误或者运气不佳,也不能只看到人物和事件,我们必须看到隐藏在事物表面以下的结构模式:它们塑造了人的行为,它们创造的条件使各类事件得以发生。正如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作者]所说:
  “真正深刻而且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来自观察系统如何塑造自己的行为方式。”9
  100多年前,同样的观点也曾被一位系统思考者表述过。《战争与和平》写到三分之二的内容时,托尔斯泰突然中断了对拿破仑和沙皇战争时期的俄罗斯历史的叙述,转而思考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历史学家总是不能解释历史:
  在19世纪的头15年里,出现了一场数千万民众参与的浩浩荡荡的运动。人们抛下自己熟悉的工作,从欧洲的一侧奔向另一侧,相互掠夺、杀戮,经历了凯旋与绝望。他们的整个生活境况发生了转变,生命活动先形成一个加速趋势,后来又减缓衰退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样的运动?或者说,什么法则引起它的发生?人类的理智在问。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9)
历史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就把几十个人在巴黎城里的一座建筑物中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用一个词来概括—革命。然后告诉我们拿破仑的详细生平,以及某些人对他的喜好或憎恶,还讲到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竟认为这就是当时运动爆发的根源,而且这些就是它的法则。
  但是,人类的理智不仅拒绝相信那种解释,而且断然宣布,那种解释的方法不对……人们个体意志的总和产生了革命,也产生了拿破仑,而且只有那些意志的总和,才能先支撑他们,后来又毁灭他们。
  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伟大的军队统帅出现;各个国家中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伟人。” 人类的理性解释道:“当伟大的军队统帅出现的时候,战争的确出现了,但那不足以证明将军引起了战争,也不足以证明战争的起因出自一个人的行为……”10
  托尔斯泰认为,要想深入领悟历史,就必须努力理解“历史的规律”背后暗藏的东西,这其实是他用来描述我们现在所说的系统结构模式的同义词:
  在历史规律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彻底变换一下观察的对象:要把那些国王、大臣和将军们忘掉,转而研究引导群众的那些看似特征相同的、微不足道的因素。没人可以确定,沿这条新路走下去,人类对历史规律的了解能达到怎样的深度。但是很显然,只有沿着这个新方向走,才有发现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历史学家花了很大力气,去描述国王、大臣和将军们的种种行为。而迄今为止,人类理智用在前述的新研究方向上的精力,还不及历史学家已花费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11
  这里的“结构”一词,不是指缜密的论述和推理中的“结构”,也不是组织架构图表中的“汇报程序结构”。系统结构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的相互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也不是指人际关系,而是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自然资源和食品生产之间的关系,还有高科技公司工程技术人员的产品理念、技术诀窍和管理技巧之间的关系。
  在啤酒游戏中,导致原始订单和存货摇摆不定的系统结构,包含了多环节的供应链及其不同层次之间的库存延迟、每个环节中可用信息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啤酒订单的个人目标、成本、观念和担心。然而,“系统结构”这个术语并不是指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结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系统的结构特性非常微妙,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有能力改变自己身处其中的结构。
  然而,我们往往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能力。事实上,通常我们根本看不到结构模式的作用。我们反而只会感到,自己被迫以某种方式行事。
  在1973年,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做过一个实验。他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令大学生们分别担任囚犯和狱警的角色。试验开始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囚犯”轻微的反抗和“狱警”的武断行为,后来逐渐升级成为难以控制的造反与虐待,直至“狱警”开始在身体层面虐待“囚犯”。这时,试验主持者感觉到局势很可能要失控,会发生危险。试验最终提前结束了,因为在这个试验进行到第六天时,试验对象开始感到郁闷和压抑,出现失控的哭泣,表现出心理疾病的症状。12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10)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有关国际政治结构影响力的例证。那是在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几个月后,苏联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在私下会晤时说的事。那位官员口若悬河,一本正经地讲述了关于苏联如何成为在阿富汗建国后第一个承认它的国家的事情。尽管阿富汗内部不和、局势不稳定,苏联是第一个不断给予它帮助的国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来自游击队内部派系之争的威胁不断加剧,阿富汗政府请求苏联增加救援。开始时规模不大的援助,逐渐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和越来越广的援助范围。结果,那位官员总结说:“我们除了军事干预以外,已经别无选择了。”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那些零售商和分销商在啤酒游戏结束时所做的解释:他们除了增加订单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还想起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官员曾试图用类似的方法解释美国是如何陷入越战泥潭的。
  结构产生行为模式,究竟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识别出这些控制性的结构?怎样才能让这些知识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系统里取得成功?
  啤酒游戏是用来研究结构如何影响行为的实验。每个角色,无论是零售商、分销商还是啤酒厂,每周都只作一个决定:要订(生产)多少啤酒。零售商是最先大量增加订单的,订货量在第12周达到顶峰。这时,因为分销商和啤酒厂的订单积压,零售商期望数量的啤酒都不能按时到货。但是零售商并没有考虑到那些积压,仍然拼命增加订单,不顾一切地要把啤酒弄到手。激增的订单在整个系统中放大,先是波及分销商,然后是啤酒厂。分销商的订购高峰达到每周40车,啤酒厂的生产顶峰大概到每周80罗。
  结果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不同环节上订单起伏波动,从零售商到啤酒厂,其强度向产业链“上游”不断放大。换句话说,离消费者终端越远,订单就越多,损失就越大。实际上,几乎所有处在啤酒厂角色的游戏参与者都经历了重大危机:本来每周生产40罗、60罗、100罗或者更多啤酒,而短短几周后,产量基本上变成了零。13
  游戏中另一个典型的行为模式,是有关存货和订单积压的。大概在第5周的时候,零售商的库存就是零了。他们的订单积压继续增加,直到大约第12到第15周。类似地,分销商大概从第7周开始出现订单积压,直到第15到第18周。啤酒厂的订单积压从第9周开始,直到第18到第20周。而库存一旦开始积累,就数量巨大(到第30周的时候,零售商大概有40箱,分销商大概80到120车,啤酒厂大概是60到80罗),比想要的多得多。所以每个环节上的人又进入了一个库存订货延迟的循环:开始是存货不足,之后是存货积压。
  尽管消费者的需求量保持稳定,但这些订货量过头和存货积压过量的典型模式还是会发生。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只改变了一次。在第2周,消费者的需求加倍了,从每周4箱涨到了8箱。之后需求量就一直保持在8箱,直到游戏结束。
  换句话说,在经历了一次性增长之后,消费者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里都根本没变过!当然,除了零售商,其他角色都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就算是零售商也只能每隔一周才能观察到一次需求量的变化,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11)
在啤酒游戏做完之后,我们让扮演了分销商和啤酒厂经理的人画出他们想象中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大部分人都画了一条上下波动的曲线,就像他们的订单量忽上忽下一样。14换句话说,如果游戏中的订单量时涨时落,参与者就会假设这一定是由消费者的需求量忽大忽小造成的。这个有关“外部原因”的假设就是非系统思考的特征。
  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内心深处都觉得需要去责怪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游戏参与者关于消费者需求量的猜想,就揭示了这种倾向。在游戏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罪魁祸首是其他环节的参与者。直到发现不管是谁在哪个岗位上,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他们才会彻底否定这个想法。然后许多人又把目光转向消费者,想寻找替罪羊。他们推断:“消费者的需求一定出现了大起大落。”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推断与消费者稳定的需求情况一经对照,这个观点同样被一击毙命。
  这给一些游戏参与者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家货车运输公司的总裁靠在椅子上,睁大眼睛盯着啤酒游戏的图表,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冲到了电话旁。等他回来后我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解释道:“我们来这儿之前,高管团队刚刚做完三天的运营工作检查。其中一个部门的车队用量极不稳定。看上去似乎很明显,那个部门经理没有能力做好他的工作。于是我们自然去责怪他,就像在刚才的实验里,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责怪啤酒厂一样。但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系统结构的问题,而非个人的问题。我刚才就是跑出去给我们公司总部打电话,取消了辞退那个人的决定。”
  一旦当参与者发现他们不应当再相互责备,也不能责备顾客时,他们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可以去责备的目标—系统。有些人说:“这是一个无法管理的系统,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相互沟通。”但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事实上,既然有存货清单、发货延迟,以及不完整信息这些“物质系统”存在,大部分团队的成绩都应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重新界定你的影响范围:如何改善在啤酒游戏中的表现
  要想看到有可能会出现的改进,我们首先来考虑,如果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去调整货物订单积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根据这种“无策略”策略,每一个参与者都只会发出与他接收到的货品等量的订单,这可能是最简单的订货法则。如果分销商收到某零售商4箱啤酒的订单,那就从啤酒厂订4箱。如果收到了8箱的订单,就订8箱。根据在游戏中出现的顾客需求模式,你每周为该零售商订货都会是4箱(或4卡车),直到有一天你接到了该零售商8箱的订单,你才开始改成订8箱(或8卡车)。
  如果全部三种角色的参与者都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对策,到第11周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就逐步稳定了。但零售商和分销商都不会得到他们所订的全部货物。在游戏的初始版本中,未到货的订单越积越多,原因是发货时间的延迟。由于参与者没有去纠正积压的订单,这种情况会持续存在,因为“无策略”策略阻止了他们向上游供货商预订比从下游客户收到的实际订货数量多的啤酒,而这种做法正是纠正未到货订单积压所必需的。
  “无策略”策略究竟是否成功?也许大部分参与者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毕竟,此策略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积压;系统里的每一个人,等待进货的时间都过长。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一出现,就等于你在邀请竞争对手前来提供更好、更及时的送货服务。只有垄断市场的生产商和经销商才有可能坚持执行这个策略。15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12)
但是这个策略消除了产品订单长期延迟和突然到货的震荡,以及库存的大幅度波动。此外,实行“无策略”策略的团队所耗用的总成本,竟然比参加游戏的四分之三的团队要低!16换句话说,游戏中的大部分参与者,虽然很多人是有经验的经理,却做得比“收多少就订多少”这个简单的订货办法要糟糕。为了去改变“无作为”而产生的失衡,大部分参与者把情况弄得更糟,而且多数时候简直是一塌糊涂。
  另外,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参与团队成绩好于实行“无策略”策略的团队,而约有10%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换句话说,成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需要大部分参与者改变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深挖根源,找到大家对游戏运作情况的通常思考方式(我们后面称其为“心智模式”)与游戏运作的真实情况之间的巨大反差。大部分参与者把他们的工作看成脱离整个系统,而去“管理自己的职位”,但这里需要的恰恰是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位角色如何与更大的系统互动关联。
  考虑一下,如果你就处在其中的某个职位角色,会有什么感受。你会非常关注库存、成本、积压、订单和交货。进来的订单来自 “外部”。作为多数分销商和啤酒厂,你被后期出现的不可思议的无情订单震惊了,这些订单数量本来应该很大,但一周接一周,订单数却又变成了“0,0,0,0”。你的工作就只是根据新订单发出啤酒,基本不去考虑这些发货是否会影响下一轮的订单。同样,你对自己所发出的订单会带来什么影响,也只有模糊的概念,只求自己订的货会在可接受的拖延时间范围内到达。你对系统的理解大概就像下面这张图所描绘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看此图,如果你需要啤酒,那么你就会理所当然地要下订单。如果啤酒没有按时到货,那你就接着下更多的订单。此时,你的工作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职位角色,对来自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考虑进来的订单、到货的啤酒和供货商的拖延等情况。
  典型的“管理自己的职位”这一做法的缺陷在于,你看不到自己与他人的订单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被你当做是“外部的”。参与者其实是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而身处其中的多数人都对系统感到迷茫。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发出更多的订单,他们可能就扫空了供应商的存货,之后供应商的送货延迟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时,如果他们的反应是(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继续发出更多的订单,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整个系统里的问题日趋恶化。
  系统中的任何参与者,不管是零售商还是分销商,都有可能在恐慌时触发这个恶性循环。甚至连啤酒厂,也会因为没有生产出足够量的啤酒而造成同样的影响。最终,一个恶性循环会影响到另一个恶性循环,从而造成整个生产分销系统的恐慌。当恐慌的程度逐渐上升时,我曾见过一些游戏参与者会订购实际需求量的20~50倍的啤酒,企图纠正存货失衡的实际状况。
  要想改善在啤酒游戏里的表现,参与者必须重新认清自己影响的范围。作为一个参与者,你的影响远远超出你的职责范围。你并不只是简单地向真空中下个订单,然后通过以太或的变幻法术,就让啤酒送上门来。你的订单影响到供货商的行为,然后他的行为也许又要影响到另一个供货商。反过来,你的成功并不仅仅是由于你的订单,整个系统内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对你有影响。如果啤酒厂没啤酒了,那么很快,每一个人都没啤酒了。除非整个大系统正常运转,否则你的岗位就会出问题。有趣的是,在啤酒游戏以及其他许多系统里,如果你想要成功,其他人也必须成功。最后,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有这个系统的观点,因为哪怕只有一个参与者因恐慌而发出大量订单,恐慌情绪也会在系统里蔓延和加剧。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13)
在此游戏中,对参与者有两个关键性的规则提示。
  首先要记着,你发出的啤酒订单是因为延迟才没有到货。我称之为“吃两片阿司匹林并等待”的规则。如果你头痛并且需要吃阿司匹林的话,你不会每过五分钟就吃一次,直至头不痛为止。你需要耐心等待药物起作用,因为你知道,阿司匹林起作用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延迟的。而许多游戏参与者却每周都在下订单,直到他们的订单积压消失为止。
  第二,不要恐慌。当供应商不能像正常情况那样送来你需要的啤酒时,你再去发出更多的订单就是最糟糕的事情,而很多游戏者正是这么做的。当欠货数量激增,客户着急催货时,你需要克制力来控制想发出更多订单的强烈欲望。如果不克制的话,你和别人将来都会吃苦头。
  这些关键的提示总是被多数游戏参与者忘记,因为他们只有当了解了不同岗位的互相影响,才会变得头脑清醒。要清楚“吃两片阿司匹林并等待”这个原则,你必须明白,到货的延迟是供货商对你订货量变化作出反应而产生的,是系统固有的。“不恐慌”这条提示是要求你懂得,恶性循环的产生是由于你追加的订单加剧了送货延迟。
  如果游戏参与者都遵守这些规则提示,那能玩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超量订货和所有订单积压及库存的波动,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把这种不稳定局面控制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却是有可能的。比如把波动幅度控制在情人啤案例中的一小部分,使总成本降低到“无作为”团队成本的五分之一,或典型团队成本的十分之一,这都是有可能的。换句话说,重大改进是可以实现的。
  学习障碍与我们的思考方式
  第2章中描述的各种学习障碍在啤酒游戏里都有所体现:
  由于当事者“变成自己的职位”,他们就难以看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职位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当问题出现时,他们很快就相互抱怨,把其他职位上的人当成了“敌人”,甚至消费者也成了“敌人”。
  当他们变得“主动积极”,并发出更多订单时,事情也变得更糟。
  过度订货数量逐渐增大,直到无法收场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泥潭。
  大体来说,他们没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因为他们的行为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发生在系统中其他环节,他们自己感受不到,但这些后果最终导致更多原来他们相互埋怨的种种问题。17
  这些处于不同职位角色的“团队”(每个职位角色一般有2~3名成员)最终纠缠在内部的相互埋怨中,失去了相互学习各自的体验的机会。18
  通过观察和对比这些学习障碍及其与应对复杂局面的替代性的、另类思考方式之间的关联,啤酒游戏会给我们提供深层的启示。大多数参与者对整个游戏的经历深感不满,认为这个经历纯粹是反应式的。但是,很多人最后还是意识到,这种反应式行为源自他们自己狭隘的注意力,即只关注眼前一周接一周发生的事件。大多数人无法承受游戏中的局面:自己的库存严重短缺、接到超大量订单,以及蜂拥而至的啤酒新货。当我们请他们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们一般给出的是典型的“事件解释”:“我在第11周下的订单量达到了40,因为零售商们给我的订货量达到了36,把我的库存啤酒全提走了。”只要他们继续把焦点放在事件本身,就注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式的结局。
第3章 是系统的囚徒,还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囚徒?(14)
从系统角度看,对于任何复杂的情况,都有多层面的解释,如下图所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解释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解释的用途却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解释,比如“谁对谁做了什么”,注定会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局限在反应式的心态上。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文化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对事件的解释,这也正是“反应式管理”(reactive management)流行的原因。
  系统结构
  (有生成力的,generative)
  ↓
  行为模式
  (回应式的,responsive)
  ↓
  事件
  (反应式的,reactive)
  “行为模式”描述的是看到长期趋势,并判断里面深藏的含义。比如,在啤酒游戏里,从行为模式角度的解释是:“生产和分销系统本来就受到市场波动的制约,会产生不稳定性,这种情况随着你远离零售商,越靠产业链上游就越严重。所以,啤酒厂迟早要发生严重的危机。” 理解了行为模式,会帮助你从短期反应式心态中解脱出来;至少这种理解告诉我们,面对长期变化着的趋势,我们是能够作出回应的。19
  第三层,系统“结构上”的解释最不常见,但却最有力。它把重点放在回答以下问题上:“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模式?”在啤酒游戏中,结构上的解释必须能够说明,参与者各自下的订单、发的货,以及库存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产生了我们观察到的不稳定和放大作用。为此必须考虑到,当系统固有的对新订单延迟送货的情况出现,以及延迟又引起更多订单时,将会造成恶性循环。尽管它不多见,但结构上的解释如果很清楚,并得到广泛理解,那就能起到很大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具有这种洞察力的杰出领导人。他在1933年3月12日来到电台,通过电波向广大民众解释了为期四天的“银行假日”的缘由。当时气氛很恐慌,罗斯福平静地解释了银行系统在结构上是怎样运作的。他说:“让我说明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当你们把钱存在银行时,银行不是把钱藏在地窖的金库里,而是要以多种形式去投资,投资到信贷公债、抵押贷款上面,换句话说,银行把你们的钱投入工作,使钱运转起来……”他解释了银行必须维持一定的现金储备量,而如果碰到大量挤兑现金的情况,这些储备就会不够用;也解释了银行关门休息四天对于恢复工作很有必要。这样做以后,他激起了民众热情,他们支持了这一极端而又必要的行动。作为公众交流大师,他的声望也随之而起。20
  结构性的理解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这种理解才能涉及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只有在这个水平上,行为模式才可以改变。结构模式可以产生行为,潜在的结构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构性的理解是有内在生成力的。而且,既然在人类系统的结构里包括决策者的“操作性政策”,那么,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决策机制就是在重新设计系统结构。21
  对大多数游戏者来说,最深层的洞察力通常来自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产生以及改进的希望,这两者都取决于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就事论事为主导模式的组织,是不能持续进行生成性学习的。我们需要“结构性”或者系统性思考的概念框架,也就是发现影响行为的结构性原因的能力。仅靠“创造未来”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啤酒游戏的参与者搞清楚影响他们行为的系统结构,他们对于自己改变行为的能力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采用适应更大系统的订货策略。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点儿永恒智慧,如果借用沃特·凯利(Walt Kelly)很早以前的漫画《波哥》(Pogo)里的名句,那就是:“我们已经遇见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1)
法则1 今天的问题来自昨天的“解决方法”
  从前有位地毯商,有一次他无意间发现,他最漂亮的一块地毯的中央鼓起一个包。2为了弄平地毯,他就用脚去踩那个包—果然踩平了。但是,地毯上离原来不远的另一处又鼓起来了。于是,他又去踩,包又不见了。过了一小会儿,包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他垂头丧气地一次又一次地踩踏碾蹭,直到最后他掀起地毯的一角,看见一条蛇摇晃着身体愤怒地爬了出来。
  我们经常对问题的起因感到困惑,而这只不过是提醒我们,需要检讨过去处理其他问题时采用的方法。一家有声誉的公司可能发现,这个季度的销售额突然下降了。为什么?原因是上个季度的部分退款折扣计划非常成功,许多顾客选择当时就购买了产品,而没有等到这个季度。或者,新上任的经理下手“解决了”长期库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却不成想,销售部门现在要多花20%的时间来应付客户对逾期交货的投诉,还要用全部其他时间去设法说服潜在客户,让他们相信:“想要什么产品颜色都行,只要是经典的黑色调即可。”
  执法的警察也会看到这条法则在他们所辖领域里的表现:在30大街逮捕毒贩子,只不过是使犯罪地点转移到了40大街。还有更诡异的案例,近期全城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突然上升,竟是联邦政府抓获一起毒品走私案的结果—毒品供应量下降,价格上升,吸毒者为了争夺毒品而增加了犯罪行为。
  把问题从系统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的解决方案,往往不会引起注意,因为,和地毯商的故事不同,这里继承了新问题的人并不是原来那位 “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的人。
  法则2 你越使劲儿推,系统的反弹力越大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中有一匹名叫“拳击手”的马,它在任何难题面前总是给出同样的回答:“我会更努力地工作。”开始时,这种愿望良好的工作态度激励了大家,但渐渐地,它的勤勉引起了微妙的反弹。它越是努力工作,要做的事就越多。它并不知道,其实经营农庄的猪正在利用所有的动物来获取私利。“拳击手”努力工作的结果,是使其他动物更难以察觉猪的动机。3这种现象在系统思考里有个名称:“补偿反馈”(compensating feedback),即愿望良好的措施介入后引起系统的反应,结果抵消了介入行动所带来的好处。我们都知道遇到补偿反馈时是什么感觉:你越使劲儿推,系统的反弹力越大;你越努力试图改进,似乎越要求你付出更多的努力。
  补偿反馈的例子不胜枚举。政府部门的许多愿望良好的行动措施,结果都引起了补偿反馈。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在许多城市的老旧中心区,推行了大规模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建设和改善就业技能培训项目。尽管有政府的慷慨资助,到70年代,这些城市的情况反而更糟糕了。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低收入人群从其他城市以及农村地区,流入到享有最好资助计划的城市。结果,新建的住房逐渐变得更加拥挤了,就业培训项目的申请更是人满为患。整个过程使城市税收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市民被困在经济萧条的城区里。
  类似的补偿反馈过程,还挫败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和农业援助。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下降以后,净人口增加了,人口增加又引起更多的营养不良,反而把原来外援食品增加的效益给“补偿掉了”。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2)
类似地,周期性的试图用美元贬值的办法来修正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努力,被外国竞争对手的出口商品平行降价措施(对汇率“紧盯美元”的国家,商品价格自动调整)给补偿掉了。一些外国政府*本土反政府游击武装的努力,反而给游击武装以更多的合法性,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和各方的支持,结果是更大的反抗力量。
  很多公司在某个产品突然失去市场吸引力的时候,会经历这种补偿反馈。他们使劲儿促销—这方法以前不是挺管用的吗?增加广告费、降价,这类措施可能会暂时吸引一些顾客回头,但也使公司资金外流,所以只是试图走捷径的补偿行为而已。结果,公司服务质量(如送货速度或质量检查)开始下降。从长远看,公司更狂热地促销,反而会失去更多的顾客。
  补偿反馈也不仅限于大系统—还有很多个人的例子。比如,戒烟者发现自己体重增加,在自我形象方面损失太大,结果为了减轻压力,又重新开始吸烟。又比如,护子心切的妈妈希望儿子和同学处好关系,于是就不断介入处理各种问题,结果,孩子从未有机会学习如何解决分歧。再如,热情满怀的新来者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喜欢和认可,却未能认真回应别人对自己工作的委婉的批评意见,结果他难以被人接受,反而被称为“难以共事的人”。
  不管是采取越来越富于攻击性的介入行动,还是对自然本能采取越来越紧张的压抑行为,这类勉强的努力都会让你疲惫不堪。然而,作为个人和组织,我们不仅常常陷于补偿反馈之中,还经常赞美随之而来的痛苦。当最初的努力不能奏效时,我们就加劲儿—像“拳击手”那样,坚守努力工作将克服一切障碍这个信条,殊不知我们一直在蒙蔽自己,使自己无法看见,我们自己其实一直在帮助制造障碍。
  法则3 情况变糟之前会先变好
  低杠杆效益的措施,如果不是在短期内确实管用,就不会那么有诱惑力。新住房建起来了,失业的人群得到了培训,饥饿的儿童得救了,订货单又回来了,烟戒了,消除了给孩子的压力,并且避免了与新来同事的争执。补偿反馈通常有一段时间“延迟”,即在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损害之间的时间间隔。《纽约客》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幅漫画: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把压在他左侧的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了。“这下我终于可以放松了。”那个人对自己说。当然,他没有看见,骨牌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骨牌链会从他身后绕一圈,最后从他的右侧砸向他自己。
  “先好后糟”是许多管理措施的结果,正是它,使得政治性决策过程往往制造出毫无裨益的反效果。“政治性决策过程”是指在比较各类替代方案本身的价值之外,还考虑了各种其他因素的决策过程—如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挣得体面”或者“讨好老板”。在复杂的人类系统中,总有无数种方法来让短期效果很好看。只不过补偿反馈的阴魂,会逐渐兜着圈子回来缠绕你。
  “逐渐”是这里的关键词。比如,多米诺骨牌圈的延迟,就说明为什么系统性问题是那么难以识别。往往是,典型的解决方案能够马上缓解症状,让你感觉良好,你会觉得:现在情况好起来了,或许甚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可能要等两年、三年或四年,老问题才会回来,或者出现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到那时,按现在大多数职场换人的速度,在那个位置上坐着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3)
法则4 选择容易的办法往往会无功而返
  这是一个古代苏菲(Sufi)故事的现代版:一个过路人看见一个醉鬼趴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房门钥匙,于是就帮他找。找了一会儿才问醉鬼:“你在哪里丢的?”醉鬼说,就在房门外丢的。“那你为什么在这儿找?”过路人问。“因为房门外没有光亮。”醉鬼回答道。
  我们都对使用熟悉的方法解决问题感到放心,总是坚持我们最了解的办法。有时,钥匙可能恰巧就在路灯下,但更多时候会藏在黑暗的地方。不管怎样,假如解决方法真的能那么轻易地被发现,或对每个人都那么明显,那它可能早就已经被发现了。用熟悉的办法使劲儿努力,再努力,而深层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或更加恶化,乃是“非系统思考”的可靠指示信号—我们经常把它称为“我们这儿需要更大号锤子”综合征。
  法则5 疗法可能比疾病更糟糕
  有时候,容易的或者熟悉的办法不仅没有效果,它还会带来上瘾的危险。比如,酗酒可能从简单的交际性喝酒开始—作为消除自尊心缺乏,或工作压力等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渐渐地,这个疗法变得比原来的疾病还要糟糕,它使人感到自尊心比原来更渺小,工作压力也更大了,同时还带来了其他各种问题。
  使用非系统性的解决方法,会带来长期的、更具潜在危害性的后果,那就是对该方法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欠考虑的政府介入措施不仅是无效的,它们还是有“毒瘾的”,也就是说,会引起更大的依赖性,从而削弱当地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短期改善引起长期依赖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在系统思考中有了专门的名称,叫做“转移负担给介入者”(Shifting the burden)。介入者可能是给城市、食品救济部门或社会福利计划提供资助的联邦政府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帮助”受援系统,只不过使后者比以前更虚弱,需要更多的救助。
  如自然资源专家兼作家唐妮·米道斯(Donella Meadows)所说,要找出一些转移负担给介入者的例子,“会是件容易而又有乐趣,而且有时很恐怖的事”,4但例子绝不会仅局限于政府介入者。我们把应用算数知识做简单数学题的负担,转移到对计算器的依赖。我们拆散了大家庭,把照顾老人的负担转移到疗养院。在城市里,我们把负担从多样性的地方社区,转移到住房项目。冷战把维持和平的责任,从谈判转移到军备竞赛,从而强化了军事及其相关产业。在工商界,我们把负担转移给咨询师或其他“帮手”,使公司依赖他们,而不是培养公司内部的经理人去自己解决问题。介入者的影响力会逐渐得到强化—包括吃进的药品对病人身体的影响,还包括国防预算对经济、对外援机构的规模和范畴,以及对各类组织的“救助机构”经费的影响力。
  如米道斯所说,“转移负担”的模式对长期解决方案的启示是,它必须“加强系统担负自己的负担的能力”。有时这很难,有时又会意外地简单。把人事问题的负担转移给人际关系专业人士去处理的经理人,可能觉得要重新承担这个负担会很艰难,而一旦收回了负担,他会发现,学习如何处理人事关系,主要就是个时间和实践承诺的问题。
  法则6 快就是慢
  这又是个老故事:乌龟虽然跑得很慢,却赢了兔子。对大多数美国企业界人士来说,最佳增长率是快、更快、最快。然而,几乎所有自然系统,从生态系统到动物再到人类组织,都有天然固有的最佳成长速度。最佳成长速度,比可能的最快成长速度要慢许多。当增长过快时,比如癌症肿瘤,系统自身会自动放慢速度来作补偿,这个过程可能会给组织的生存带来风险。人民快线航空公司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为什么从长期来看,更快可能导致更慢,甚至完全停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4)
著名生物学家、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在观察复杂系统的特征时曾说:“面对复杂社会系统,例如一个城区中心或仓鼠社会,你发现其中有你不满意的地方,而且特别想去修补,但你不可以简单地介入其中,贸然展开修补行动,因为那样可能不会有任何帮助。这个认知,是本世纪令人伤心和沮丧的事情之一。”5
  当经理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系统原则是如何阻碍了许多他们最喜欢的介入措施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沮丧、心灰意冷。这些系统原则甚至可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借此不去采取行动,因为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倒是一知半解的危险性的经典案例。因为系统观点的真实含义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新的思考方法基础上的新型作为—系统思考不仅更富于挑战性,而且也比通常处理问题的方法更有希望、更有前途。
  法则7 因和果在时空中并不紧密相连
  以上所有问题的背后,是复杂人类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因和果在时空中不是紧密相连的。“果”是指问题显现出来的表面症状,如:吸毒、失业、饥饿的儿童、订单减少和利润下降;“因”是指系统中造成那些症状的相互作用。如果能够发现这些相互作用关系,就可能导致有持久改善功效的变革。为什么因果是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假设,在大部分时间里,因和果是在时空上紧密连接的。
  在小时候的游戏里,问题总是离解决办法不远—至少在我们把游戏局限在同一组玩具内的时候是这样。多年后,作为经理人,我们仍倾向于认为,世界也是按同样的方式运作的。如果生产线出了问题,我们就在生产部门找原因;如果销售达不到目标,我们就认为需要新的销售奖励或促销活动;如果住房不够,我们就盖更多的房子;如果食品缺乏,解决方法一定是供应更多的食品。
  正如第三章中玩啤酒游戏的人后来发现的,造成我们困难的根本缘由,不是问题的顽固性或对手的邪恶,而是在于我们自己。现实中复杂系统的特性,与我们思考现实的主流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距。消除这种差距的第一步,就是放弃因和果在时空上紧密连接的观念。
  法则8 微小的变革可能产生很大的成果—
  但最有效的杠杆常常最不易被发现
  有人把系统思考称为“新的沉闷科学”,因为它教导人们:最明显的解决方法不管用,它最多也只能带来短期的改善,长期来看则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然而,故事还有另一面。系统思考还指出:微小的、集中的行动,如果选对地方,有时会带来可观的、可持续的改善。系统思考学者们把这个原则叫做“杠杆作用”(leverage)。
  因此,应对困难的问题,常常必须发现“高效杠杆作用”(high leverage)在哪里,即找到最省力,又能产生持久、可观的改进的变革方法。
  唯一的问题是,高杠杆效益变革的路径对系统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通常是非常不明显的。这些变革对于显而易见的问题症状来说,并非“在时空上紧密连接”。这使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布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对杠杆作用的效益有一个巧妙的说明,也是他对杠杆作用原则的比喻:“小舵板”。 小舵板是船上的“舵中舵”,它的尺寸只有船舵的很小一部分,作用是让转舵更容易,也就是让船转向更容易。船越大,小舵板就越重要,因为大量的水流会使船舵很难转动。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5)
小舵板是杠杆作用的绝妙说明,因为它不仅十分有效,还很不起眼。在你对流体力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当你看见一艘大油轮在海上航行,想让油轮左转的话,你会推哪里?你也许会向左推船头。可是,你是否知道要把一艘航速15节的油轮,从船头推向左转,需要多大的力量?向左掉头的杠杆作用点,在于把船尾向右推。这当然就是船舵的功能。但是,要让船尾向右,船舵应该向那边转呢?哎呀,当然是向左喽。
  看到了吧,船能转向是因为其尾部被“翻转*”着呢。船舵转动时,迎面而来的水流因受到压力而在舵板上产生压力差,压力差使得船尾向转舵方向相反的一侧运动。飞机飞行的原理也完全一样:机翼形成空气流的压力差,使飞机被“*”着向上托起。
  小舵板—这个对大船产生巨大效应的、非常小的部件,相对船舵来说也是一样。当它转向某一侧时,就在船舵两侧的水流中产生了很小的压力差,压力差“*着船舵”向需要的方向转动。假如你想让船舵向左转,小舵板应该向哪个方向转呢—自然是向右了。
  整个系统—船、船舵、小舵板,通过杠杆作用原理形成绝妙的工程设计组合。然而,如果你不了解流体动力学原理的话,它的功能就不会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在我们了解人类系统的动力学原理之前,其高杠杆效益的变革作用也不会是显而易见的。
  寻找高杠杆效益的变革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但有一些思考方*使这项工作更有可能完成。起点之一,是学会观察事件背后的结构模式,而不仅是事件本身。在后面描述的系统基本模式中,会揭示高杠杆效益和低杠杆效益的不同的变革情形。
  用变革过程的思考方法,而不是定点拍快照的方法,是另一个起点。
  法则9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但不是马上
  从系统观点来看,有些最棘手的悖论难题实际上完全不是什么难题。它们只不过是由于放弃了“过程”思考方法,而用“拍快照”方法所形成的人为难题。一旦你有意识地考虑事情随着时间的变化过程,它们就会显现出全新的景象。
  比如,多年来美国制造业一直认为,必须在低成本和高质量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心想:“高质量产品,生产成本更高,组装要花更长的时间,需要更昂贵的材料和部件,质量监控成本也更高。”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有许多方法可以让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这两个目标并行不悖。他们没有考虑到,工作流程的基础性改进可以排除重复劳动,降低担保成本,增加顾客忠诚度,并减少广告和促销费用。他们更没有想到,如果愿意耐心等待,先集中完成一个目标,最终两个目标都能实现。投入时间和经费开发新技能和新组装方法,包括与提高质量相关的所有责任人员的新参与方式,是一项必要的先期“成本”。投入之后,质量和成本可能在数月之内同时提高。尽管某些成本的节约(如重复劳动的减少)可能很快显现出来,但全部成本节约的效益,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收获。
  许多显见的悖论,如集中控制与局部控制、员工满意度与劳动力成本控制、奖励个人成果和体现集体价值等等,这些都是静态思考的产物。它们看上去是“非此即彼”的刚性选择,但那是因为我们处在固定的时空点考虑问题。在下个月我们可能真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真正的杠杆效益就在于,看清如何逐步使两者都得到改进。6
第4章 第五项修炼的法则(6)
法则10 把大象切成两半得不到两头小象
  生命系统具有完整性,其特性依赖于整体。组织机构也一样。要理解大多数最富有挑战性的管理问题,我们必须看清产生问题的整个系统。
  另有一个苏菲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法则。三个盲人碰到一头大象,开始大声争执起来。第一位揪着一只象耳朵说:“这个东西又大又粗糙,像地毯一样宽阔。”第二位抱着象肚子说:“我找到了真正的现实,它是一个直的空管道。”第三位抱着大象的一条前腿说:“它就像根柱子一样坚实有力。”这几位盲人与许多公司负责生产、营销和研发部门的领导者们,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每个人都把公司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部门政策如何与其他部门相互影响。有趣的是,这个苏菲故事结尾说道:“既然这三位的思考方法是如此这般,那么他们绝不可能了解大象。”
  看清“整个大象”,不是说每个组织问题都只有通过观察整个组织才能理解。有些问题只能从观察生产、营销和研发等主要功能部门的互动中理解。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在某个功能部门之内就可以找到涉及整个系统的关键影响力。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把整个产业的情况都考虑在内才能澄清。有一个重要原则,叫做“系统边界原则”(principle of the system boundary),它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到的互动因素,是对眼下某个具体问题最重要的因素,而不用考虑范围有限的组织边界。
  这个原则之所以难以实践,是因为组织的设计方式阻碍着人们去观察重要的互动关系。一种很普遍的设计方式,是严格划分和强化部门界限,如营销、生产和研发的部门界限,这阻碍了跨部门边界的探寻。另一个方法是把问题留给后来人去清理。欧洲许多城市已经消除了很多美国老城区经历的犯罪问题、持续贫困问题以及无助状况,原因是他们强迫自己正视健康的城区所必须保持的平衡问题。他们的方法之一是在城市周围建设大面积的“绿色带”,以防止城市郊区的扩张和城外居住城里工作的通勤人口的增加。相反,美国城市一直在鼓励郊区的持续扩张,使富裕居民的居住地点远离城区中心及其问题环境。(今天的贫困城区,如纽约市哈勒姆区和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区,最初都曾是上等人聚居区。)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即不断并购新公司,并不断把他们认为成熟的公司“收割”进来,但从不对其进行投入。
  有时人们真会把大象分成两半。但你不会得到两头小象,你得到的是一团混乱。在这里“混乱”是指一个没有杠杆点可用的复杂的问题局面,杠杆效应存在于互动之中,如果你只看到你拥有的一部分,是不可能观察到互动关联的。
  法则11 不去责怪
  我们遇到问题时,总是忍不住要责怪别人:竞争对手、媒体、市场的波动和政府部门等等。但系统思考告诉我们,分立的“他人”并不存在,你和那个被责怪者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疾病的疗法,就在于你和你的“敌人”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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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心灵的转变(1)
重新看世界
  我们都有一种天性,喜欢完成拼图游戏,喜欢看到整个图像显露出来。一幅人物图像,或一朵花,或一首诗,它的美丽在于其整体的显现。有趣的是,英语里“整体”(whole)一词和“健康”(health)一词,来自同一个词根[古英语hal,如在“精神矍铄”(hale and hearty)短语里]。由此看来,今天世界的不健康程度,与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程度直接成正比,也就并不奇怪了。
  系统思考是观察整体的修炼。它是一个思考框架,用它来观察的是相互作用的关联,而不是各个分立的东西;用它来观察的还有变化的模式,而不是静态的“快照图片”。它是一组普遍原则—是从20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物理学、社会科学、工程设计学和管理学等多种学科中逐步提炼出来的。系统思考同时还是一组具体的工具和技术,主要来自两个领域: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和起源于19世纪的“伺服机制”(Serro-mechani*)工程理论。过去30年里,这些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系统、城市系统、地区性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生态系统,甚至生理系统的研究中。1另外,系统思考还特指一种敏感度(sensibility),用来体悟和辨别赋予生命系统以独特个性的微妙的相互关联。
  今天,系统思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也许是有史以来头一次,人类能制造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吸收的;人类培育的相互依赖关系,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而且,人类能够实现的变化速度,也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跟得上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复杂性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周围到处是“系统性故障”(systemic breakdowns)的例子: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国际贩毒、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局部成因。类似的情况是,尽管有出类拔萃的个人和创新产品,组织机构还是在发生故障,因为它们无法把各种功能部门和各类杰出人才,集合成一个富有成效的功能整体。
  复杂性局面很容易损害自信心和责任心。我们常听到此类托词:“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或“这是体制问题,我没办法”。这类无助的感觉,是很多人在进入“相互依存的时代”所经历的,而系统思考就是其对症良药。系统思考是观察复杂局面背后的“结构”的修炼,也是区分高杠杆效益和低杠杆效益变革措施的修炼。也就是说,通过看清整体,我们学会如何培育健康。为此,系统思考提供一种语言,它一开始就帮助我们重构思考方式。
  我把系统思考称为第五项修炼,因为它是本书所描述的全部五项修炼理念的基石。全部五项修炼都是关于一种心灵的转变,即从观察局部到观察整体;从把人看成是无助的反应性动物,到把人看成是塑造自己的现实的积极参与者;从对当前的反应,到创造未来。没有系统思考,就没有在实践中整合这些学习修炼的动力和方法。作为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是学习型组织如何看待世界的基石。
  在《第五项修炼》英文第一版中,我对当时需要系统思考的最“令人伤心的例子”进行了分析。这就是美苏军备竞赛—“一场看谁能最快到达没人想去的地方的竞赛”。我曾说过,那场悲剧式的“竞赛”已经“削弱了美国经济,并且压垮了苏联经济”。最后我写道,这种局面只有当对手中的一个决定不再“愿意玩”下去时,才能改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话写完不到一年,苏联就解体了,悲剧式的美苏军备竞赛也戛然而止了。然而,今天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又陷入另一场似乎在抢着到达没人想去的地方的竞赛,即所谓的“反恐战争”。
第5章 心灵的转变(2)
反恐战争的根源和美苏军备竞赛一样,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也不在于具体的军备,而在于双方都共有的一种思考方式。比如,美国的主流社会被如下观念所主导:
  恐怖袭击→对美国人的威胁→军事反应的需要
  而恐怖分子对自己的处境的看法大体如下:
  美国的军事行动→感受美国的侵略性→招募恐怖分子
  从美国的角度看,基地组织一类的恐怖组织是侵略者,而美国的军事扩张是应对这个威胁的防御反应。从恐怖分子的角度看,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侵略者,恐怖分子招募活动的扩大,正是这种看法被广泛接受的证据。2
  但是,上面的两条直线可以形成一个圆圈。两个对手各自的“线性的”或非系统的观点,相互结合构成一个“系统”,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组变量。
  反恐战争的系统观揭示出一个相互攻击的恶性循环。美国对从自身角度所看到的“对美国人的威胁”作出了反应,那就是增加军事行动。这又导致“感受美国的侵略性”增加,于是就有更多的“招募恐怖分子”的活动,更多的恐怖活动,和更多的“对美国的威胁”,更多的美军行动,以及更多的“招募恐怖分子”活动,如此等等,循环不止。从双方各自的角度出发,他们都只注重自己的短期目标,都在对感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但是他们的行为最终对大家都带来逐步升级的危险。这里就和其他许多系统一样,做最显而易见的事,并不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希望看到的结果。双方各自费尽精力,却带来对大家都是越来越不安全的长期后果。
  有趣的是,尤其是美国,尽管有大量“系统分析师”在研究恐怖分子的各种武器和资源状况,使用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分析,但却不能采取真正的系统观点看问题。3那么,为什么这些本来被认为是处理复杂问题的工具,却没能使我们跳出反恐战争的不合逻辑的怪圈呢?
  原因与工商界一样:高度发达的尖端预测工具和商务分析工具,以及精确的战略规划,通常都不能给企业带来管理的突破性进展。这些工具都是用来处理那种有着许多变量的复杂性问题,即“细节复杂性”(detail complexity)问题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复杂性,即“动态复杂性”(dynamic complexity)。这种复杂性出现在因果关系很微妙的地方。那里,介入措施所带来的时空效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通常的预测、规划和分析方法,都不足以处理带有动态复杂性的问题。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规范来组装一台机器,就是带有细节复杂性的任务,而在折扣零售店组织库存清单也是。但这些都不是带有动态复杂性的情况。
  当同样的行动会带来并不相同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时候,动态复杂性就显现了。同样,当一个行动在局部产生一种结果,而在系统的另一部分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有动态复杂性的作用。当显而易见的措施却产生了并非显而易见的结果,那也是动态复杂性的局面。陀螺仪就是一个动态复杂性的装置:如果向下压它的边缘,它却向左运动;而如果从另一端的边缘向左推,它却向前运动。然而,与企业的复杂动态作用相比,简单的陀螺仪是微不足道的。在企业里,生产某种产品需要许多天时间,推进新的市场营销计划需要许多星期的时间,雇用和培训新员工需要许多个月的工作,开发新产品、培养管理才能和建立质量信誉则需要许多年的工夫—而所有这些过程之间又在不断地相互影响着。
第5章 心灵的转变(3)
在绝大多数管理工作中,真正的杠杆效益在于理解动态复杂性,而不是细节复杂性。市场增长和产能扩张的平衡就是一个动态问题。对价格、产品(或服务)质量、设计和可获得性(*ailability)进行有益的混合配置,以赢得稳固有利的市场地位,也是一个动态问题。以可持续的方式改进质量、降低总成本并让消费者满意,还是一个动态问题。
  不幸的是,大多数系统分析都集中在细节复杂性问题,而不是动态复杂性问题。有数千变量和复杂细节的模拟分析实际上可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眼花缭乱,无法看清结构模式和主要的相互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对多数人来说,所谓的“系统思考”实际上就是“用复杂性对付复杂性”,就是用越来越“复杂的”(其实应该说“细节的”)解决方案去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而这与真正的系统思考,实际上是相对立的。
  反恐战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动态复杂性问题。对问题的起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法的洞察,要求看清各种相互关联,比如美国为了达到更大的安全感而采取的措施,和对方所看到的侵略者形象之间的关联。这还要求看清在行动措施和结果之间的延迟,比如美国决定军事干预和恐怖分子招募活动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延迟。而且还要求不仅仅看清静止的“快照图片”,更要看清变化的模式,比如对抗的持续升级。
  看清问题背后的主要相互关联,就能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比如反恐战争,与其他恶性竞争的关系模式一样,最明显的问题是:“反恐战争能否逆向进行,以逐步建立一种安全的循环?”很明显,全球和中东地缘政治系统中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影响着前面所看到的简单的恶性竞争关系。但是,任何真实的进展将一定取决于更深层的洞悉,更深入地理解当地的人民自己(包括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和潜在招募对象)如何看待安全问题,以及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对发展和进步的真心愿望。简单化地从外部强加一种发展观念,特别是被视为对抗中的侵略者所宣扬的发展观,则无法减少对方所感受到的危险。
  系统思考修炼的实质是心灵的转变:
  看清各种相互关联结构,而不是线性的因果链。
  看清各种变化的过程模式,而不是静态的“快照图像”。
  系统思考的实践演练,要从理解简单的“反馈”概念入手:一些行动可以引起相互增强的效果,或相互抵消(平衡)的效果。这会让你逐步学会,如何识别反复出现的某些类型的“结构模式”。军备竞赛是普遍意义上的恶性竞争模式之一,其本质与街道黑帮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与婚姻的解体,或者与公司之间因争夺市场份额而引起的价格战和广告战,没有什么区别。系统思考会逐步形成一种丰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各样的相互关联和变化模式。它最终会通过帮助我们看清事件和细节背后的深层模式,来简化生活。
  学习任何一种新语言,开始都会很困难。但随着你掌握了其基本要点,学习会变得更容易。研究表明,许多年轻的孩子都能相当迅速地学会系统思考。4似乎我们都有作系统思考的潜在技能,只是从未被开发,甚至还被灌输线性思考的正规教育所压抑。希望本书后面的内容能帮助我们重新发现这方面的一些潜在技能,并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那个系统思考者“浮出水面”来。
第5章 心灵的转变(4)
观察因果循环5
  现实存在是由种种循环所组成的,而我们却只看到直线。这就是妨碍我们成为系统思考者的初始障碍和局限。产生这种支离破碎的思考方法的肇因之一,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语言塑造了认知观念。我们能看到什么,是由我们有什么样的观察准备所决定的。西方语言的结构都是“主语—动词—宾语”模式,它自然偏向线性观念。6如果我们想看到整个系统范围的相互关联,就需要一种相互关联的语言,一种由形似圆圈的循环所构成的语言。没有这样的语言,我们习惯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就总是产生支离破碎的观点和事与愿违的行动措施—就像反恐战争的决策者们一样。这种语言对于处理动态复杂性问题和战略决策问题,尤其当团队、个人和组织都需要看清事件背后造成变化的影响力时,格外重要。
  为了理解这种新语言的基本要点,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系统:往杯子里灌水。你也许会说:“那太简单了,那不是系统。”但是,再仔细想想看。
  从线性思考的观点看,我们说:“我在往杯子里灌水。”多数人心里想的,就是下面的图景:
  但实际上,我们在灌水时还在留意着水位的上升,在监视实际水位与我们心中的目标水位之间的差距。当水位上升到目标水位附近时,我们就关小水龙头,放慢水流量,最后杯子满了,就完全关闭水龙头。我们灌水时,实际上有一组由五个变量组成的水位监测系统:目标水位、实际水位、两者之间的差距值、水龙头开关的位置,以及水流量。这些变量组成一个因果关系环路或圆圈,叫做“反馈过程”。这个反馈过程持续运行,直到水位达到目标值。
  大家容易对反馈概念产生混淆,因为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在不尽相同的场合,如:针对我们采取的行动措施去收集反馈意见。你可能说:“对酿酒厂的决定,你给我一些反馈吧。你觉得我处理得是否得当?”这里,“正面反馈”是指鼓励赞许的评价,而“负面反馈”就是坏消息了。但是在系统思考里,反馈是范围很宽的概念。它指任何相互的影响作用回路。系统思考的一个公理就是,每一个影响作用都既是因,也是果。没有只存在于一个方向的作用。
  如何看系统图
  要想系统地看清现实,关键是要把影响力看做一个圆形回路,而不是直线的单向作用。“线性”思考让我们养成了反应式的思维模式。上述方法是打破这种思维模式的第一步。每一个圆都是一个故事。追溯影响力的循环运动,你会发现某些模式是在不断自我重复,一次接着一次,使局面变好或者变坏。
  从某个局面中的任意组成部分,你都可以画出箭头,指出它会影响到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如上图所示,水龙头开关的位置通过箭头指向了水流量。水龙头开关位置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水流量。但是箭头绝不会孤立存在:
  我们要把故事看下去,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开始,看着情节按照相应的顺序发展,就像玩具火车沿着铁轨一圈一圈地进行周而复始的旅程。从决策者的行动开始追溯下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调整了水龙头开关的位置,这改变了流入杯中的水流量,继而改变了水位。当水位改变的时候,感知到的差距(现有水位与期望水位之间的差距)同样改变。随着差距的变化,我再一次调整水龙头的位置,依此类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5章 心灵的转变(5)
当解读一个反馈循环图表的时候,最主要的技巧是要能够看明白图表所讲述的故事:图中结构如何创造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或者,在一个复杂结构中,多种行为模式)和此模式可能如何受到影响。在这个例子中,故事是说把水杯灌满,等水逐渐灌满,再慢慢把水龙头关掉。
  反馈环路尽管概念简单,但它打破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因果律。在英语的日常用法里,说“我在往杯子里灌水”,就意味着不假思索的单向因果律:“我在引起水位上升”。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手在控制水龙头的出水量”。很显然,这个说法只描述了反馈过程的一半:从水龙头开关的位置,到出水量,再到杯子里的水位。
  然而,只说反馈过程的另一半,也一样不错:“杯子里的水位控制着我的手。”
  这两个说法都不完整。更完整的因果关系描述是:我想接一杯水的意图,创造了一个系统,它使水在水位低的时候流入杯子里,杯子满了的时候就停止水流。换句话说,有个结构引起了行为,而结构之所以起作用,是由于我的意愿和行动。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只看到个别的行动,而忽略行动背后的结构,结果就会像第3章中的啤酒游戏那样。我们在复杂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实际上,日常英语里的大多数因果判断,都很值得质疑!大多数判断都基于线性观察方式,最好的情形也仅仅是部分准确;它们基本上只偏向于描述互动过程的某一部分,而不是过程的全部。
  反馈观点还打破了另一个观念,即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就是把我们自己看成活动的中心。简单的说法,比如“我在往杯子里灌水”,描述的就是以人类为活动中心的世界,那里的人类在操作一个无生命的现实存在。从系统观点看,人类是反馈过程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这个过程之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意识。它让我们看到,在不断影响着自己的现实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被现实存在所影响。这种意识的转变,也是生态学家们极力提倡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能与自然分离。这种意识的转变,还是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哲学传统所认可的。比如在《薄伽梵歌》(Bhag*ad Gita)中的“惩罚”(chastisement)一段,就有这样的话:
  一切行动只能从自然的特性中产生。而陷入我执(egoi*)迷惑中的自我,却认为:“我是行事者。”7
  另外,反馈的概念还使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问题复杂化。在反恐战争里,谁负有责任?从双方各自的线性观点看,责任很清楚:在对方身上。“是他们的侵略行为迫使我们作出回应。”线性观点总是要找出单一的责任中心。出了问题,要么责怪别人:“是他、她或它干的”;要么内疚自责:“是我干的”。从深层角度看,责怪别人和内疚自责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都来自线性思考方式。从线性思考出发,我们就总是要找出某人或某件事—要负责任的一定是他、她或它,有时甚至是我们自身的隐蔽代理。我儿子四岁时不想吃青菜,就说:“我的肚子不让我吃这个。”我们可能会笑。但这与成年人把责任归于某处,比如“我的神经衰弱症让我不能信任别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第5章 心灵的转变(6)
掌握系统思考,我们就会放弃这样的假设,即认为有某个人,或者某个隐蔽代理,要负责任。反馈的观点指出,每个人都要对系统中出现的问题负责。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对系统变革产生同样的影响和作用。
  但这的确意味着,寻找替罪羊的办法是死路一条—尽管在像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度,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消遣游戏。
  最后,反馈概念还揭示了我们的语言的局限性。即使是用语言描述很简单的系统,比如往杯子里灌水,也非常笨拙:“当我拿杯子接水时,有一个反馈过程,让我调整水龙头的开关位置,进而控制水流量,以及杯子里的水位。这个过程的目的,是让水位达到我想要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系统。描述拿杯子接水这样简单的系统尚且如此笨拙,可以想象,用日常英语描述组织机构中的各式各样的反馈过程,会有多么艰难。
  所有这些改变都需要时间来适应。我们都习惯于用线性语言描述经历,都对描述因果关系和责任义务的简单陈述感到很熟悉、很适宜。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放弃线性语言,就像你不必放弃英语而去学法语一样。在很多情况下,简单的线性描述就足够了,去寻找反馈过程反倒浪费时间。但是,在面对动态复杂性问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正负反馈和延迟:系统思考的积木块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反馈过程:正反馈和负反馈。 正反馈(或放大反馈)过程是增长的引擎。只要你处在增长的局面,一定就有正反馈作用。正反馈过程也可以产生加速的衰减:很小的衰减被放大成越来越严重的衰减,就像金融恐慌时银行财产的衰减情况一样。
  负反馈(稳定反馈)起作用时,就有以目标为导向的表现。如果目标是稳定不动,那么负反馈的作用就像车上的刹车装置。如果目标是保持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那么负反馈作用就会让车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但不会再高。目标可以是明确的,例如公司的市场份额目标;它也可以是隐性的,比如一个坏习惯,尽管我们声称要去掉,但还是坚持不改。
  另外,许多反馈过程都有“延迟”,就是影响作用过程中的间歇和中断,它使作用的结果逐渐才能显现出来。
  系统思考语言中的所有观念,都是以这三个元素为基础建立的,就好像英语的句子基本上都是由名词和动词组成的。我们一旦掌握这些积木块,就可以构建系统故事,即下一章中的系统基本模式。
  正反馈:发现微小变化是如何增长的
  你身处正反馈系统中,可也许就是看不见,很小的行动如何被放大,带来很大的结果—或好或坏的结果。而看清这个系统,往往就能让你影响其走向。
  比如,经理人经常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期望值是如何影响下属的业绩的。如果我看到某人潜力很大,就会给予特殊的关注来开发他的这种潜力。当他成熟了,我就感到自己原来的判断很准确,于是就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帮助他。反过来,那些被认为是潜力很差的人,就会由于被忽视和遗弃,而陷入懈怠和凋零状态,工作失去活力,而这又在我心中印证了我不重视他们的理由。
  心理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第一位命名了这一现象的人,他称之为“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8萧伯纳著名的话剧作品[后来被改编为《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还把这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萧伯纳的这一命名来自希腊和罗马神话中一个叫皮格马利翁的人物,这个人十分强烈地相信他的雕塑作品就是美丽少女,以致雕塑最终得以活现,有了生命。
第5章 心灵的转变(7)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无数场合都有验证。9有一个在学校的例子:一位老师对一个学生的看法,影响了那个学生的表现。珍很害羞,在新学校的头一个学期,成绩特别不好(因为父母总吵架)。于是,她的老师就认为她没有学习热情。第二个学期,老师对她关注更少了,她的成绩仍然很糟,而且更害羞了。结果珍陷入了越来越糟的恶性循环:退缩,成绩差,老师的指责和归类,遭到忽视,进一步的退缩。像这样,学生就被无意中“圈进”对自己能力的自我形象定式:被重视的学生对外展示出的自我形象很高大;而成绩差的、陷入恶性循环的学生,对外展示出的自我形象就很差。
  在皮格马利翁效应这样的正反馈过程中,有一点变化就能带来不断的自我增强。不管什么动作,一发生就会被放大,就会在同一方向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动作。小动作得到滚雪球般的放大,同样的动作越滚越大,就像利上滚利。其中,有些正反馈(放大反馈)作用是“恶性循环”:坏的开端导致越来越糟的结果。“汽油危机”是个经典案例。一旦汽油紧缺的消息传播出去,到加油站排队加油的浪潮就被触发了。一旦人们看到加油站排队的场景,就对危机的到来深信不疑了,恐慌和囤积行为就被触发了。很快,即使油箱还剩大半箱油,每个人也都要去加满油,以防加油站没了油。一场暴风雪来临以前,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食品和水上面,因为大家预计会出现电力中断和其他正常供给中断的情况。银行挤兑是另一个例子;而某种股票价格下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引发恐慌抛售浪潮,又是一个例子。这些都是逐步升级的结构模式:在不想看到的方向上发生一个小动作,就会引起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
  但是,正反馈并非一定都是坏事。还有良性循环,即在想看到的方向上不断增强的过程。比如,体育锻炼就能带来良性循环:你感觉良好,于是更积极地参加锻炼,于是感觉更好,于是锻炼更积极。反恐战争如果能持续地逆向进行,也会是一个良性循环。新产品的市场培育也是正反馈循环过程。例如,许多新产品都从“口口相传”,开始其市场增长的历程。产品口口相传就能有滚雪球效应(大众汽车的甲壳虫车型和苹果公司的iPod都是如此),满意的顾客告诉别人去购买产品,更多满意的顾客又告诉更多的人。今天的网络设备给分享信息(或歌曲)的行动增加了另一层正反馈机制:一旦有人使用某种网络设备,信息分享就只能通过同类的设备进行。
  下面就是口口相传增加销售和满意度的正反馈示意图:
  如何看正反馈图
  因为消费者谈论你的产品而产生的正反馈销售过程
  下图显示了包含滚雪球效应的正反馈过程。同样,你可以随着这个过程,沿着循环走一圈:
  如果产品本身是个好产品,那么其销量越多,满意的顾客也越多。这意味着正面的评价也越多,进而会带来更多的销量,而更多的销量又将带来更广泛的好评,以此类推。反过来说,如果产品有缺陷,那么良性循环就变成了恶性循环:在购买了产品的顾客里,满意的人寥寥无几,也没什么正面评价,这将导致该产品的销量越来越少。
  正反馈环路的表现不是加速的增长,就是加速的衰减。比如,过去半个世纪的核军备竞赛,带来加速增长的核武器库。而银行挤兑则带来银行存款的加速衰减。
第5章 心灵的转变(8)
民间智慧对正反馈的描述有:滚雪球效应、流行效应、良性循环;还有特别场合的说法: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商界我们知道,为了建立对新产品的信心,为了发展一个年轻的组织,“锐势就是一切”。我们也看到了正反馈环路作用发生在错误方向的那些情况。“船沉鼠先逃”就是指,一旦有个别人丧失信心,他们的叛离会引起其他人的叛离,会带来腐蚀大家信心的恶性循环。口口相传也很容易逆向进行,产生市场营销灾难(如被污染的柜台销售药品)。
  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正反馈环路都有如此大的加速度,以至于经常令人吃惊。一首法国学生的韵律诗阐释了这个过程。先是在池塘的角落里,仅有一片睡莲。但睡莲叶的数目每天都翻番,仅需30天就能把池塘布满。然而,在头28天,甚至都没人注意,没人看一眼。第29天,突然有一半池塘被睡莲布满。于是村民们开始焦虑起来,心神不安。但没什么办法了,事已至此,为时已晚。第二天,他们最担心的事出现了:睡莲把池塘全部占满。这就是为什么环境危机很叫人担心,特别是那种处于正反馈模式的危机:一旦发现,就可能为时已晚。物种的消失常常先是缓慢地、渐渐地加速,经过很长时间,然后突然濒临灭绝。公司的消亡也同样如此。
  但是,单纯的加速增长或衰减,很少能在自然界持续,因为正反馈作用很少孤立出现。逐渐会有限制因素起作用:增长会缓慢下来,会停止,然后转移方向,甚至逆向返回。即使是睡莲,也会在布满池塘后停止扩张。这种限制因素也是一种负反馈—它是继正反馈之后,系统思考的第二个基本要素。
  负反馈:发现稳定因素和抵制的来源
  负反馈系统是寻求稳定的系统。如果系统的目标是你所认同的,你会很高兴;如果不是,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变革努力都遇到了阻碍—直到你改变目标,或者削弱系统的作用。
  自然界特别偏爱负反馈的平衡稳定作用。但人类却经常作出与这些平衡机制相悖的决策,并为此付出代价。例如,经理人在预算紧张的时候通常会压缩员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但是他们会逐渐发现,剩余的员工工作压力过大,而且成本也没有下来,因为完不成的工作又得雇用外部人员,或者付加班费来完成。成本下不来的原因是,系统有自身的工作安排。它有自己隐性的目标,一种未经表述却又非常真实的目标—即预期要完成的工作量。
  在负反馈(稳定反馈)系统中,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来保持某种目标或指标。拿杯子接水就是一个负反馈过程,其目标是一杯水。雇用新员工也是一个负反馈过程,目标是某个数目的员工队伍,或某个增长率。开车或骑自行车也是负反馈的例子,目标是驶向某个方向。
  负反馈过程无处不在,是所有目标导向的行为表现背后的机制。像人体这样复杂的机体,会有数千个负反馈过程来维持体温、保持平衡、愈合伤痛、调节瞳孔采光量,以及进行危机报警。生物学家会说,所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让身体得到“内稳态”(homeostasis),即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生存所必需的内部条件。负反馈作用让我们在饥饿时进食,困倦时睡眠,寒冷时添加衣服。
  和所有负反馈过程一样,关键要素指标,如体温,会逐渐调节到期望值,如下图所示。
第5章 心灵的转变(9)
组织机构和社会也像复杂的生物体一样,因为它们也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负反馈过程。公司里的生产和采购过程,就是根据产品订单的变化来不断调整的;临时的(折扣)和长期的(目录)价格是根据需求变化和竞争对手的价格来调整的;而借贷则要依据现金余额变化和财务需求来调整。
  规划工作也能建立起长期负反馈的稳定平衡作用。人力资源规划可以建立长期员工队伍数量增长的目标和技能结构分布,以满足预期的需要。市场调查和研发计划决定新产品开发,以及对人员、技术和重要固定资产的投入,以建立竞争优势。
  在管理实践中实现负反馈作用的难点在于,目标往往是隐性的,而且根本没有人承认有负反馈作用存在。记得我有位好朋友曾试图在他的快速增长的培训公司里,减轻专业人员的工作疲劳症,结果却徒劳无功。他发放备忘录,缩短工作日,甚至提前关闭办公室,锁上大门,都是为了阻止大家过度工作劳累。但是这些努力都被抵消了:大家不理会备忘录和缩短的工作日,办公室锁门的时候,就把工作带回家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组织中有一条未成文的标准:真正的英雄,真正关怀事业并在组织中出人头地的人,都是每周工作70小时。这正是我的朋友自己,以过人的精力和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建立起来的标准。
  要理解生物体的运作,就必须理解其负反馈的平衡过程,包括显性的以及隐性的。我们可能掌握机体的许多部件,包括器官、骨骼、血管等等,但除非我们了解神经肌肉系统是怎样保持平衡的,并了解心血管系统是如何保持血压和含氧量的,否则就仍然无法理解机体的运行功能。10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试图重新设计社会系统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的原因。几年前,波士顿两家有出色病房护理传统的医院合并了。新医院很大,有一流的设备,但却失去了老医院各自特有的关爱精神和员工的忠诚。在合并后的医院里,原先存在的检测质量、关注员工需求以及与病人保持友好关系的微妙的负反馈过程,被新的管理结构和程序打破了。
  负反馈过程虽然概念简单,但如果不加注意,却能够产生令人惊异、问题严重的表现。
  总的来说,负反馈环路比正反馈环路更难于辨认,因为它往往看上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有戏剧性的营销业绩增长和市场工作开支,也没有核武军备或睡莲叶片。即使所有参与方都想要改变,负反馈过程仍旧是维持现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书中的红心女王有句话,说出了那种必须“一个劲儿地忙来忙去,事情却原地不动”的感受,而这就意味着,某种负反馈环路作用就在眼下发生着。
  如何看负反馈图
  调节现金过剩或不足,使之达到平衡的负反馈过程
  这张图展示了一个负反馈的过程。
  要看清这个过程,从差距入手往往是最容易的。差距指的是期待值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手中缺少足够的现金,不能满足我们现金流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的期待和实际的现金余额之间存在着差距。)
  接着来看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借钱,这使我们的现金余额增加,并使差距缩小了。
  图中显示了一个平衡过程的运转,它总是以缩小期待值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差异为目标。此外,目标值,也就是我们所期望的现金余额,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升降。尽管如此,即使是目标正在变化,平衡过程仍会根据需要值来调整实际的现金余额。
第5章 心灵的转变(10)
试图进行组织变革的领导者,经常发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负反馈平衡过程。对他们来说,似乎自己的努力突然遇到了无中生有的阻力。实际上,就像我的朋友在试图减少工作疲惫症时所发现的,阻力是系统维持隐性目标的反应。在这种目标得以明确之前,变革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只要领导者仍旧被当做榜样,他的工作习惯就依然是公司的标准。他或者改变习惯,或者建立新的、不同的榜样。
  什么时候有抵制变革的阻力,什么时候就一定有一种,或多种“隐藏”的负反馈作用。抵制变革的力量并不是变化无常的,也不是神秘的东西。对传统的习惯标准和做事方式的威胁,几乎总是它形成的原因。这些习惯标准往往已经被编织到既有的权力结构关系网之中。这些习惯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控制力和权力的分配已经根深蒂固。与其使劲儿去克服阻力,有领导艺术的领导者,会去分辨阻力的源头,直接聚焦在隐性的习惯标准及其所依赖的权力结构关系上。
  延迟:事情会发生的……等时候一到
  我们已经看到,系统似乎有自己的主见。这在延迟上反映得最明显。延迟就是在行动和结果之间的间断和空隙。它可以让你行动过火,搞得适得其反;但如果你能够辨认并应对它,它又能给你带来积极的效果。
  模拟器件公司前CEO,马萨诸塞州高科技委员会(Massachusetts High Technology Council)创始人斯达塔,在他发表在《斯隆管理评论》(Sloan Management Review)杂志上的一片经典文章中说:“系统绩效改善工作最有效的杠杆作用点之一,就是把系统的延迟缩减到最小。”斯达塔这里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传统的严格控制库房存货的做法,与日本同行减小延迟(使库存过多或过少的现象根本就不发生)的方法相比,根本就是低杠杆效益的方法。这后来发展成“时效竞争”(time based competition)的理念。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副总裁乔治·斯托克(George Stalk)说:“领先企业在生产、新产品研发、销售和配送等领域的时间管理方法,成为新的竞争优势的最有效来源。”对减小延迟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进一步变成“柔性制造”和现在的“精益制造”的基础。11
  在人类社会系统中,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延迟无处不在。我们现在的投入,是为了在未来得到回报;我们今天雇用一位员工,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能使他完全有效地适应工作;我们把资源投入到新项目中,几年以后才能得出期望的结果。但是,延迟常常不被人理解,进而产生不稳定局面。比如啤酒游戏里的决策者,就错误地判断了延迟,他们觉得自己的订单该到货的时候,延迟却总是让订货无法到来。
  当某个变量的作用需要经历时间来影响另一个变量的时候,延迟就出现了,它成为系统语言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几乎所有反馈过程都有某种延迟,但却不被人注意,也不被人很好地理解。而这往往导致当事人“做过头”,即在追求期望的目标时走得太远,做过火了。进食和感觉到吃撑之间的延迟,是对许多用餐者的惩罚。我们本应停止继续吞咽的时候,并不觉得很饱,于是就继续吃下去,结果吃得太多。新开发的建设项目从开始到完工之间的延迟,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最终致使一些开发商被淘汰。在啤酒游戏里,下订单和收到订货之间的延迟经常导致过量订货。
  未经辨别的延迟,尤其是拖得很久的那种,还可能导致不稳定和失常的故障。比如调节淋浴水温,10秒钟的延迟就比一两秒的延迟要困难得多。
  如何看延迟图
  上图描绘的是伴有延迟的负反馈过程:水温变化迟缓的淋浴。
  这还是我们之前的“杯子–水龙头灌水”反馈图—但是这次,我们用老旧的管道。现在,从你打开水龙头到感觉到水温发生变化,这之间会有很长的延迟,在图中用两条短线的间隙表示。
  短线的间隙不会告诉你延迟有多少秒(或是多少年),你只知道延迟长到足以对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沿着带有延迟间隙的箭头走,你在脑海中默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会加上“终于”二字。“我转动了水龙头,水流终于改变了”或者“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建筑工程,房子终于建好了”。在讲述整个流程的时候,你甚至想要抢拍子。
  你往加热水方向转动水龙头之后的10秒里,水温仍然是凉的。你的行动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所以你认为行动无效。于是你继续向加热水的方向转动龙头。而当热水终于到来时,水温却有88℃。你被烫得跳起来,赶紧又向加冷水方向转动水龙头。但又发生了延迟,水又变得太凉了。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复经过负反馈环路过程。每一次都是对前一轮调整过头的补偿。如下图所示。
  你的动作越是剧烈,即转动水龙头越猛,就需要越长的时间来达到合适的水温。这就是带延迟的负反馈环路的经验和教训:过猛的行动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它不会帮你迅速实现目标,只会导致不稳定和震荡的情况。
  正反馈中的延迟也是同样的问题。比如反恐战争,双方都以为使自己对抗活动扩大、反应行动升级,会给自己带来优势,让自己占到上风。这是由于反应行动结果的延迟。这种延迟可能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聚集力量进行下一轮攻击行动是需要时间的。使这种恶性竞争得以维持下去的原因之一,就是暂时的、自鸣得意的优势地位的感觉。假如双方能够立即对对方的力量聚集活动作出反应,持续聚集活动的动力就消失了。
  系统观点总是倾向于长期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延迟和反馈环路会如此重要。短期来看,你往往可以忽视这些东西。它们在眼下似乎微不足道,但长期来看,却会回来找你的麻烦。
  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都很简单,作为“系统基本模式”的积木块,它们得以实现自身价值。而系统基本模式,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反复发生的、更复杂的结构模式。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1)
许多年以前,我在缅因州一次早春出游的途中,目睹了一次悲惨的意外事故。我们一行人划独木舟来到一座小水坝,决定推舟上岸,准备搬着独木舟绕过水坝。这时,又有一组游人也到了,其中一位喝过酒的年轻男子,决定驾着他的橡皮筏子冲下水坝。后来,橡皮筏越过水坝后就翻了,男子被抛进冰冷的水中。我们没办法够到他,只能惊恐地看着他拼命在水中扑打,试图游出坝底的回流旋涡。挣扎了几分钟后,他就因体温过低而溺死了。他那瘫软的身体立刻被吸进涡流,几秒钟以后,尸体在十码开外的下游浮出水面,那里已没有坝底部的大涡流了。他生前拼命做却没做成的事,在他死后数秒之内由水流帮他完成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坝底试图对水流的抗拒,正是致死的原因。他并不知道,当时唯一能挽救他的办法是“反直觉的”。假如当时他不是试图游出旋涡,而是潜进水里,顺着坝底的回流游到下游,他就能活下来。
  这个悲惨的事故,与第3章的啤酒游戏,以及第5章中反恐战争的案例一样,说明了系统观点的精髓。我们是被自己未察觉的结构所困之囚徒。反过来,对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些结构模式的学习观察过程,能够把我们自己从过去看不见的影响力下解放出来,并最终掌握一种应对和改变这些影响力的能力。
  从年轻的系统思考领域提炼出来的最重要、最可能给予我们力量的启示是:某些结构模式是反复发生的。这些“系统基本模式”(systems archetypes),或“通用结构”(generic structures),是学习观察我们个人和组织生活中的结构的钥匙。系统基本模式的数量相对很少1,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管理问题都是独特的,有经验的经理人凭直觉就能了解这一点。
  如果说,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是系统思考的名词和动词,那么系统基本模式就是不断反复出现的基本语句,或简单的故事段落。就像在文学领域,在不同的角色和背景中,会反复出现相同的主题和类似的故事情节,而在大量不同的实际管理情况中,也普遍存在数量相对较少的系统基本模式。
  系统基本模式揭示出,在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背后,竟有出人意料的简洁和优美。随着我们学会识别更多的基本模式,就可能看清更多应对困难和挑战的杠杆效益作用点,并能向他人解释这样的变革机会。
  我们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系统基本模式以后,就一定能解决一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它也是企业经理人和领导者不断努力、试图应对的挑战,即知识的专门化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在很大程度上,系统观点带来的最大希望,就是各个学科领域知识的统一;因为这些基本模式也在生物学、心理学、家庭治疗、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以及管理学中反复出现。2
  由于这些基本模式很微妙,所以当它们出现在家庭、生态系统、新闻故事或公司组织的时候,你往往只能感觉到它们,但无法看清它们。有时候它们会使你产生一种直觉,即这个作用模式仿佛以前在哪儿见到过,“又是它。”你会自言自语道。尽管有经验的经理人,已经凭直觉知道许多这种反复出现的故事情节,但他们往往无法用语言解释它们。系统基本模式提供了这种语言,可以把许多通常只是简单的“领导判断”(management judgement)的东西,变为明晰的表述。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2)
掌握系统基本模式,可以让组织把系统观点融入实践。仅仅阐述系统思考,比如只是说“我们要从大局和长远观点考虑”,是不够的;仅仅理解基本的系统原则也是不够的,比如第五项修炼的法则(第4章),或者啤酒游戏模拟练习的启示(第3章);仅仅(或许在咨询师的帮助下)看到某个特别问题背后的特殊结构,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可能会解决问题,但不会改变原本导致问题产生的思想方法。对学习型组织而言,只有当经理人开始在思考中使用系统基本模式,系统思考才能在平日起作用,才能不断揭示出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现实。
  系统基本模式的作用,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感知力,以使我们更有能力看清结构模式的运作,以及其中的杠杆效益作用点。某个系统基本模式一旦被发现,它就会不断告诉我们高杠杆效益和低杠杆效益的变革作用点。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发现约12种系统基本模式,本书将对其中9种模式的研究和应用作出介绍(附录2是对本书介绍的基本模式的总结)。所有这些基本模式,都由系统积木组件构成:正、负反馈过程和延迟。下面是经常出现的两种基本模式,它们是理解其他模式和更复杂情况的跳板。
  基本模式1 增长极限
  定义
  一个正反馈(放大)过程开始启动,产生一个期望的结果。它创造一个成功增长螺旋,但也在无意之中产生副作用(在负反馈过程中显现的),从而使增长逐渐放缓。
  管理原则
  不要强行推动增长,要消除限制增长的因素。
  在哪里发现它
  增长极限的结构,适用于理解所有增长遇到限制的情况。比如,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良好,但随即停止了发展。又比如,工作小组有一阵子进展顺利,但后来却毫无进展了。再比如,个人改进在一段时间颇有成效,然后就停滞下来了。
  许多愿望良好而匆匆作出的努力,在情况有所改善之后就会遇到增长极限。农民为了增加产量而施用化肥,直到当地的雨水量不足以灌溉长势过快的农作物;减肥者依照一份突击减肥食谱进行减肥,开始时减掉了几斤体重,但随后就让他没了兴致;为了“解决”突然降临的截止期的压力,我们可能会超时工作,然而,超常的压力和疲惫渐渐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反而把加班加点努力的成果给抵消掉了。
  为了根除某个坏习惯,比如待人过于苛刻,我们也常常遇到增长极限。开始的努力很奏效:我们批评责怪人的次数减少了,周围的人感到了更多的支持,于是他们表现出良好的情绪,我们也因此颇有感触,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责怪和批评了。这是一个改善行为、增进感情和进一步改善情况的正反馈螺旋。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决心削弱了。或许,我们又发现了别人真正给我们带来最大麻烦的行为,有些小事情不追究也就罢了,但这可是另一回事;或许,我们开始自鸣得意,不再注意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条件反射式的指责行为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很快又走在了老路上。
  在我们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参会者说:“嗨,那不就像谈恋爱吗!”我小心地问:“为什么?”她回答说:“你看,一开始你们见面,两人花些时间在一起,而且感觉很好。于是,你们花更多时间在一起,感觉也更好了。很快,你们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待在一起。于是你渐渐地更了解对方了。你发现,他并不总是为你开门,也不情愿为你放弃和他的好友们玩保龄球,而且是每隔一个晚上玩一次。他发现你爱嫉妒,或者有坏脾气,或者不整洁,不管是什么,你们开始发现对方的缺点。”她还补充道,随着两人发现对方的毛病,戏剧式的感情增长就突然停止了,甚至还可能倒退—这时你可能觉得,两人的感情还不如刚开始的时候。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3)
结构
  每个增长极限的案例中都有一个正反馈(放大)过程,在一段时间里它自己就会产生增长或改进作用。然后它会碰到一个负反馈(稳定)环路,后者开始发挥限制增长的作用,改进速度会因此放缓,甚至完全停止。
  理解和利用结构模式
  增长极限的模式在各个层次的组织结构中都发挥着作用。比如高科技公司,它可能由于自身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而快速成长。随着新产品的增加,收入就会增加,研发经费也会增加,工程技术和研发团队也都在扩大。但后来,这支蓬勃发展的技术团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于管理。而管理这支团队的负担落到了团队中的高级工程师身上,结果他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工程技术工作了。这样,由于最有技术经验的工程师的精力被分散到管理工作上了,因此导致产品研发的时间延迟,以及新产品推出的速度下降。3
  要理解增长极限模式图,首先应当看懂正反馈增长环路,它是最初提供增长势头的结构模式。我们现在就来沿着环路走:记住,增加新产品会产生利润,利润增加会再投入到更多的新产品开发中。然而,到了一定阶段,影响作用会发生变化—比如这里,研发经费增加到一定程度,会逐渐导致研发工作复杂程度太高。结果是,如果不把高级工程师的宝贵时间从产品研发分散到管理上,就无法保证对研发工作实施足够的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延迟的时间长短依赖于增长率、产品复杂程度和工程师的管理技能),新产品推出的速度就会放缓,从而降低整个企业的增长速度。
  另一个增长极限的例子是专业组织,如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一开始规模较小的时候它们增长非常快,职业晋升机会也非常多,公司士气高涨,年轻有为的员工激情迸发,并期待在10年内成为合伙人。但是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它的增长速度也放缓了。也许它的缝隙市场已经开始饱和;也许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创始合伙人对保持快速增长再也没什么兴趣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随着增长放缓,职业升迁的机会就会变少,年轻的专业人员之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从而使整体的士气受到影响。这种增长极限的结构可以用下图表示:4
  行为模式
  在这里的每个结构模式中,限制作用都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开始阶段的快速增长,后来却神秘地消失了。高科技公司也许再也不能恢复自己开发突破性新产品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再现快速的增长了。
  增长率可能逐渐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其正反馈环路可能掉头逆转,变成负增长。比如律师事务所或者咨询公司,由于丧失了缝隙市场的主导地位,公司的士气很快进入实际的下降环路,也就是正反馈作用环路的逆转。
  增长极限模式常常让组织变革受阻:开始似乎进展顺利,后来就失去了动力。比如,许多变革措施,尽管开始很成功,但后来却失败了。随着计划好的变革措施的实施,解决问题的成效开始得到提升,对变革的承诺投入也得到加强。但是,变革越是成功,就越可能对有些人产生威胁,于是他们就会开始拆台,去阻止变革的实施。在《变革之舞》实践案例中,5我们阐明了几类特别的负反馈作用,它们都会妨碍本来有希望成功的变革行动,比如:控制型经理人,他们感受到新的开放性和坦率心态的威胁。由于测量体系结果的延迟,它首先显示了变革的成本,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变革带来的收益。两极分化和竞争,发生在主张采用新做事方法的改革派与维护主流文化的保守派之间。另外,部门间分散隔离的管理结构,阻碍着在不同的创新者团队之间建立关系。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4)
负反馈作用的结果之一,就是让希望发生的变革措施的实施在一段时间里很顺利,但随后就进展缓慢,并且往往最终衰落、败北。而变革推动者对结果的失望和反应,又往往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们越是极力试图推进变革,别人越是感到威胁,结果是阻力越来越大。
  实施“准时化”(just-in-time)存货管理和其他“精益”或“柔性”生产系统时,也会遇到类似的互动作用,因为这些系统都依赖供货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信任关系。最初的生产过程的柔性和成本绩效后来无法持续改善了。这些生产系统的供应商,后来往往会要求成为独家货源,以降低突击供货带来的风险。这对于制造商来说就是个威胁,因为他们习惯于向不同的供货商多头订货,或者通过竞标战让供货商之间相互杀价。这时,制造商对新供货系统的承诺和信心,也会随之动摇。供货商也一样。于是,他们都更有可能通过继续使用过去的多头订货和多家供货的方法,来避免风险,也因此而破坏了准时化系统所要求的相互信任的关系。6
  如何找出杠杆作用点
  大多数人遇到增长极限情况时,往往试图使劲儿推动增长:假如你无法打破坏习惯,你就倾向于更勤奋地监督自己的行为;假如你的人际关系有了问题,你就会花更多时间或更努力地尝试改善关系;假如是员工不满意,你就不断提拔年轻员工,以便使他们高兴;假如是新产品开发速度降低了,你就启动新的产品开发计划,来弥补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开发计划,或者更使劲儿地推动变革计划。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开始阶段,你看到改进,就想继续做下去,因为不管怎样,眼下工作毕竟颇具成效。当改进的速度下降时,你还想再加把力来使之恢复。不幸的是,你越使劲儿推动你所熟悉的杠杆,负反馈作用的阻力就越大,你的努力就越是徒劳无功。有时人们干脆放弃原来的目标,比如:不再试图控制自己责怪别人的倾向,不再追求变革的目标,不再要求精益制造的改进(或者,很可能表面上没有撤销正式计划,但实际上不再继续追求变革计划的成功,因而远远不能把成功变革的潜力挖掘出来)。
  但是,处理增长极限的情况还有另一个方法。每个增长极限情况的杠杆作用都在负反馈环路上,而不在正反馈环路。要改变系统的现状,就必须辨别并改变负反馈限制因素的影响。这可能要求你采取自己未曾想到的措施,作出自己未曾考虑过的选择,并完成对奖励和行为规范系统的困难的变革。仅靠减肥食谱也许不可能实现你的减肥目标—你需要加快新陈代谢,这可能要求你参加有氧运动。保持爱情与伴侣关系,要求你放弃“完美伴侣”的理想—这种隐性的理想目标妨碍着你们持续改善关系。随着专业服务公司的成熟,继续保持士气和工作效率,就要求一套与以往不同的行为规范和奖励机制:尊重优秀的工作成绩,而不是在等级体制中的地位。这可能还要求平等地分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不是偏向“只有合伙人”的资历。企业成长了,要继续保持有效的产品开发,就必须分配好由于越来越复杂的研发组织工作而带来的管理工作负担。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企业采用分散式管理,有些雇用外部专业人员来管理充满创新活力的工程师队伍(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有的企业则开发组织内部愿意做管理工作的工程师的管理技能。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5)
如果能成功实现诸如精益制造等领域的变革计划,那么这些计划肯定是属于更大范围的管理变革实践的一部分,而后者一定包括改进员工内部的互动关系,以及与供应商这类的重要外部业务伙伴的关系。成功案例通常特别要求有真正的变革措施,包括重新分配控制权力,以及处理由于放弃单边控制而带来的风险。这往往是改善与关键供应商关系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这也同时能帮助那些供应商提升能力。维持传统单边控制的意图必然带来不信任感,而要克服这种不信任感就必须实施这些变革措施—如果单边控制的意图不改变,即便全世界的精明管理方案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克服维持现状的负反馈作用的强大阻力。这就是为什么成功领导了精益制造的老手们总是强调,精益制造是“文化变革”,而不只是技术变革。
  增长极限模式还有另一个启示:限制作用总会存在的。一种限制因素被排除或削弱了,增长就又回来了,但新的限制因素还会出现。老练的领导者总是关注着下一组限制因素,努力去理解其性质,思考如何去对付它。对有些情况,比如生物数量的增长,根本的经验教训是:增长自然会逐渐停止。试图排除限制因素以延长增长,实际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考虑到正反馈作用可能产生的变化速度(还记得法国睡莲的故事吧),假如想阻止极限的到来,那它到来的时间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如何写出你自己的“增长极限”故事
  了解某个系统基本模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将它画出来。越是主动地分析并思索这些基本模式,你就越容易认清它们,并找到杠杆作用点。
  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有许多增长极限的模式结构,要识别这些结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行为模式。事情会不会在一开始越变越好,但之后就神秘地停滞不前?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去分辨构成其正负反馈回路的因素。7
  首先,辨认出正反馈—什么变得更好了,又是什么行动环节带来了改进?(也许正反馈中还有其他组成因素,但通常这里至少有一种状况在改进,而且肯定有一个行动环节带来了这种改进。)比如,这也许是个组织整体进步的故事:好比就业机会均等的招聘工作。这种招聘工作的次数不断增长,这是行动。这种行动导致状况的改进,即女性与弱势群体在员工中所占的百分比的增加。当管理层中女性所占百分比增长的时候,对这个招聘活动的信心和投入就会增加,这将给管理层中的女性数量带来更进一步的增长。
  然而无论怎样,总有一个限制因素存在,它往往是一个隐性目标、一个规范标准,或是一种有限资源。第二步是去认清这个限制性因素和它所带来的负反馈。是哪种“减缓行动”或者阻力开始介入,使情况不再继续改善了呢?在这个例子里,主管中到底有多少女性和弱势群体就算“太多了”?有些经理可能对此有想法,他们心里的那个数字就是限制因素。一旦接近那个门槛,减缓行为,也就是经理们的抵制,就开始了。那些经理不仅会抵制更多机会均等的招聘,他们也很可能会为难那些已经上任的新主管。
  一旦你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就要开始寻找杠杆作用点。你不能过于用力,因为那样反而会加强阻力。可能更需要的是减弱或者消除限制条件。
第6章 自然的模板:识别支配事件的模式(6)
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测试你的增长极限故事。向其他人说说你的看法。先在现实生活中,实验你有关小规模事件杠杆作用的想法。比如,先找到一个你能够接近的人,你觉得他的头脑中有一个隐性的限额,认为某个数字的女性主管就是“足够多的”。你可以向他发问。(如何有效地发问,见第9章“心智模式”中的反思与探询技能部分。)
  基本模式2 转移负担
  定义
  由深层问题产生的症状急需我们的关注。但大家感到很难解决,也许因为问题还模糊不清,也许因为处理起来代价会太高,所以,就把问题“转移负担”到其他解决方法上,这些解决方法意图良好、容易上手,看上去也非常高效。不幸的是,容易的“解决方法”只减轻了症状,却没有改变深层问题。还由于它显然帮助消除了症状,反而使大家无法注意到,深层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整个系统也丧失了本来可能有的处理深层问题的能力。
  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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