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枪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
“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
“最快什么时候？”
“总要到明年四月。”
“回空呢？”
“也要两个月。”
“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
“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
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
“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
“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
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
“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象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
“没有不准之理。”
“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
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
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陪个罪。
“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
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
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
椿寿的心越发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
“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
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
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扶加快，急急赶回本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
“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
“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
“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瘤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
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惟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问冤何仇，
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定，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决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夫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棒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
门上一看，这不象话，赶紧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了，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
“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
“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
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侯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贝，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
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
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比较轻，仪表清俊，吐嘱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殷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内，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问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
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位定心丸。
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
二就在同一天，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他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换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舍舟换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得多，时间却虚掷了，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北通州。
这里是个水陆大码头，仓场侍郎驻扎在此，当地靠漕船、廒仓为生的，不知其数。这时正是南漕云集、漕米入仓的旺季。漕帮与“花户”，有各种公务私事接头，漕丁所带的私货，也要运上岸来销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处都是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伕，挑着一担行李，运投数处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
最后到了西关一家“兴发店”，看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差不多了。几次碰壁的经验，让他学了个乖，跟柜上好言商量，反而易于见拒。不如拿出官派来，反倒可以把买卖人唬倒。
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马褂扯一扯平，从怀中取出来一副茶晶大墨镜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他不等他开口，先就大模大样地吩咐：“给找一间清静的屋子。”
伙计陪着笑先请教：“你老贵姓？”
“王。”
“喔，想是从南边来？”
“嗯。”王有龄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干。”
那伙计对这些候补官儿见得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便改了称呼：“王老爷！”然后踌躇着说：“屋子倒是还有两间，不敢让王老爷住！”
“为什么？”
“知州衙门派人来定下了。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的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的空房，全给包了。实在对不起，王老爷再找一家看看。”说着又请了个安，连声：“王老爷包涵。”
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依然只好软商量：“我已经走了好几家，务必托你想办法，给腾一间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只住一宿，便好说话，伙计答应跟柜上去商量。
柜上最头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儿不大，官架子大，动辄“混帐王八蛋”地骂，伙计回句嘴就得挨打，伺侯得稍欠周到便要闹事。他们以“千总”、“把总”的职称，给总督、巡抚当“戈什哈”还不够格的官儿，敢于如此蛮横无理，就因为有他们的“帮”在撑腰。漕帮暗中还有组织，异常隐秘，局外的“空子”无从窥其堂奥，所知道的就是极其团结，一声喊“打”，个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至于闹出事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呼叱立办，客店里是无论如何斗不过他们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干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烦。
但王有龄不同，虽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不象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他也不象习干行旅，相当难缠的“老油子”，因而答应容留，但有一句话要声明在先。
“王老爷！”那伙计说：“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晨列，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
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有有地方住，不过……嘿、嘿，那时候，只好跟我们一起在大炕上挤一挤了。“
“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龄，心满意足，满口应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
于是伙计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开发了脚夫，把行李拿到屋内。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就跟他搭话，问问来踪去迹。等他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拿来一盏油灯，顺便问他晚饭怎么吃？
到了通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醺醺然在回忆与胡雪岩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爷！听个曲儿吧？”
说话的声音倒还脆，王有龄抬眼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擦了一脸的粉，梳得高高的一个“喜鹊尾巴”，叮铃当啷插着些银钗小金铃的。绿袄黑裤，下面穿一双粽子大的绣花红鞋。重新再看到她脸上，皮肤黑一些，那眼睛却顾盼之间，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灯下，看过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
这北道上的勾当他也领教过几次，便招一招手说：“过来！”
那妇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问道：“老爷贵姓啊？”
“我姓王。”王有龄问她：“你呢？”
“小名儿叫金翠。”
“金翠！嗯，嗯！”他把她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
“王老爷，就是一个人？”
“对了，一个人。”王有龄又说，“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
于是金翠又飞了个媚眼，用她那有些发腻的声音说道：“多谢王老爷，您老可别忘了，千万叫刘四招呼我啊！”
“不会，不会！”
金翠掀着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的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
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却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些游娼兜搭。因为心有所属，他对那些野草闲花，懒得一顾，且有厌烦之感，便亲自走出屋去，大声喊道：“刘四，刘四！”
刘四还在前院，听得呼唤，赶紧奔了来伺候，他只当王有龄催促饭食，所以一进来先道歉，说今天旅客特别多，厨下忙不过来，建议王有龄再来四两白干：“您老慢慢喝着。”他诡秘地笑道，“回头我替您老找个乐子。”
“什么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地。
“这会儿还早，您老别忙。等二更过后，没有人来，这间屋就归您老住了。我找个人来，包管您老称心如意。”刘四又说：“我找的这个人，是她们这一行的顶儿、尖儿，名叫金翠。”
王有龄笑了，“再拿酒来！”他大声吩咐。
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收拾残肴，又沏上一壶茶来，接着便听见帘钩一响，金翠不速而至了。
“好好伺候！”刘四向她叮嘱了这一句，退身出去，顺手把房门带上。
金翠便斟了一碗茶，还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一擦碗口的茶渍，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
虽是北地胭脂，举止倒还温柔文静，王有龄越有好感，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
“金翠略有些忸怩地笑着：”问这个干吗？“
“怎么有忌讳？”
“倒不是有忌讳。”金翠答道：“说了实话，怕您老嫌我，不说实话，我又不肯骗你。”
“我嫌你什么？”王有龄很认真地说：“我不嫌！”
金翠那双灵活的眼珠，在他脸上绕了一下，低下头去，把眼帘垂了下来，只见长长的睫毛不住跳运。这未免有情的神态，足慰一路星霜，王有龄决定明天再在这里住一天。
一夜缱绻，加以旅途辛劳，他第二天睡得十分酣适，中间醒了一次，从枕头下掏出一个银壳表来看了看，将近午时，虽已不早，但有心与金翠再续前缘，便无须亟亟，翻个身依旧蒙头大睡。这一睡睡不多时，为窗外的争吵声所谅醒，听出一个是刘四，正低声下声地在赔罪，说原知屋子早已定下，不能更赁与别的旅客，“不过，这位王老爷连找了几家鄙不行，看样子还带青病，出门哪里不行方便？总爷，你别生气，清稍坐一坐，喝碗茶，我马上给你腾。”
王有龄一听，原来是为了自己占了别人的屋子，这不好让刘四为难，急忙一翻身坐了起来，披衣下床。
他一面拔闩开门，一面向外大声招呼：“刘四，你不必跟客人争执，我让就是了。”
等开出门来，只见院子里与刘四站在一起的那个人，约有五十上下年纪，穿着簇新灰布面的老羊皮的袍子，头上戴着小帽，脚下却穿一双“抓地虎”
的快靴，一下子倒认不准他的身分。
“王老爷，对不起，对不起！”刘四指着那人说：“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分派给杨二爷住。我另外想办法替您找，您老委屈，请收拾行李吧！”
“喔！”王有龄向那姓杨的点点头，作为招呼。又说：“你是正主儿，请进来坐吧！”
“不要紧，不要紧。”姓杨的也很客气了，“王老爷你慢慢儿来！”
开出口来是云南乡音。喉音特重的云南话，本就能予人以纯挚的感觉，王有龄又从小在云南住过，所以入耳更觉亲切，随即含笑问道：“你家哪里，昆明？”
他这一句也是云南话，字虽咬得不太准，韵味却足。姓杨的顿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王老爷，你家也是云南人？”
“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是乡亲。”
“那好得很。”姓杨的大声说道：“王老爷，你老不要麻烦了。你还住在这里好了。”
“这怎么好意思。来，来，请进来坐。”
“是！”姓杨的很诚退恳答道：“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要去办，顺便再找间屋子住。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很快，要不了一个时辰。”
“好，好！我等你。”
两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里坐下来，定定神回想，觉得这番遭遇，十分可喜，除了客中的人情温暖以外，他另有一番打算，钦
差的跟班，京里情形自然很熟，此番到吏部打点，正愁着两眼漆黑，不知门径，现在找到个人可以指点，岂不甚妙？
一想到此，精神抖擞，刚站起身要喊人，只见刘四领着小伙计，把脸水热茶都已捧了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王老爷，您老的运气真不坏，这一趟上京，一定万事如意。”
“好说，好说！”王有龄十分高兴，“刘四，回头杨二爷要看看我，我想留他便饭，你给提调一下子，不必太讲究，可也别太寒酸！”
“我知道！您老放心。全文给我了，包管您又便宜，又中吃。”
过不到一个时辰，姓杨的果然应约而至，手里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里远远望见，顿被提醒，赶紧开箱子随便抓了些土产，放在桌上。然后掀帘子出去。
“公干完了？”他问。
“嗳！”姓杨的答道：“交给他们办去了。”
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姓名，姓杨的叫杨承福。王有龄管他叫“杨二哥”，他十分高兴，接着便把带来的一个包裹解开。
王有龄机警，抢先把自己预备下的礼物取了来，是一盒两把水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内名闻遐迩的“舒莲记”所制，一大包“宓大昌”的皮丝烟，这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内部知道的。
“杨二哥，不腆之仪，也算是个见面礼儿！”王有龄笑道：“不过，冬天送扇子，好象不大合时宜。”
“老弟台！”杨承福一把接着他的手，不让他把东西放下来，“你听我说一句，是一句自己弟兄的老实话，你可不能生我的气。”
“那叫什么话？杨二哥你尽管说。”
“你这些土仪，我也知道，名为‘四杭’，不过，你送给我是糟蹋了！
水烟，我装给我们大人吃，自己吃旱烟，扇子，你哪里看见过象我这种人，弄把折扇在手里摇啊摇的，冒充大人先生？你留着，到京里送别人，也是一份人情。再说一句你听，“杨承福似乎有些碍口，但停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我跟我们大人到了南边，这些东西有的是。老弟台，凡事总要有个打算，你到北方来，没有南边的东西送人，我往南边走，你又拿那里的东西送我，你想，这是什么算盘？“
话中带些做兄长开导的意味，王有龄再要客气，便似见外。“这一说，变成我假客气了！”他说。
“本来不用客气。”
杨承福一面说，一面已把他的包裹解了开来。他不收王有龄的礼，自己有所馈赠却有一番说词，他送的是家备的良药，紫金锭、诸葛行军散，还有种金色而形状象耗子矢似的东西，即名为“老鼠矢”，这些药与众不同，出自大内“御药房”待制，选料名贵，为市面上所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因为太监来打秋风，送得很多，特意包了些来相送，惠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回南，拿这送人，最妙不过。
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相当感动。等刘四送来四个凉碟，一个火锅，杨承福便老实叨扰了他的，新知把酒，互道行踪。
做主人的觉得初次见面，虽有一见如故之感，但请托帮忙的说，在此时来说，还是交浅言深，所以除了直陈此次北上，想加捐个“州县班子”以外，对于家世不肯多谈。
那杨承福听说他是个捐班的盐大使，大小是个官儿，自己的身分，便觉不配，略有些忸怩地说：“这一说，我太放肆了！”
“怎样？”
“实不相瞒，我不过是个‘底下人’，哪里能跟你兄弟相称！”
“笑话！”王有龄说，“我没有这些世俗之见。”
杨承福把杯沉吟，似乎有些不知何以自处，也象是别有心事在盘算，过了好半响，突然放下杯子说：“这样，我替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带着多少钱？”
这话问得突兀，王有龄记起“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行旅格言，有些踌躇，既而自责，别人如此诚恳，自己怎么反倒起了小人之心？
所以老实答道：“不到五百两银子。”
杨承福点点头：“加捐个‘州县班子’，勉强也够了。不过要想缺分好，还得另想办法。”
“原要求杨二哥照应。”
“不敢当，不敢当。”杨承福接谈正文，“捐班的名堂极多，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吏部‘文选司’的那些书办，吃人不吐骨头，你可曾先打算过？”
“上京之前，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我想另外捐个‘本班尽先，的’花样‘，得缺可以快些。”
“这个‘花样’的价钱不轻。”当然，多少候补州县，“辕门听鼓”，吃尽当光，等到须眉皆白还未署过一任买缺的也多得是，王有龄以正八品的盐大使，加捐为正七品的知县，一到省遇有县缺，尽完补用，这佯如意的算盘，代价自然不会低。杨承福便替他打算，“不必这么办。你要晓得，做官总以寻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尽先’的花样，一到省里，如果没有人替你讲话，有缺出来，照洋轮不到你。”
“咦！”王有龄倒奇怪了，“难道藩台可以不顾部定的章程？”
“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藩台可以寻个说怯，把你刷掉，譬如说，有个县的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优长的科甲出身，不能胜任，这样就把捐班打下来了。倒过来也是一样，说该县地要事繁，非谙于吏沽的干才不可，这意思就是说，科甲出身的，总不免书呆子的味道。你想想看，是这话不是？”
王有龄把他的话细细体味了一遍，恍然有悟，欣然敬一杯酒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所以我劝你不必加捐‘本班尽先’，一样也可以得好缺。”
世上有这样的妙事！王有龄离座而起，一揖到地：“杨二哥，小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了。若有寸进，不敢相忘。”
“好说，好说！”杨承福急忙跳起身来，拉住了他的手，“你请坐。听我告诉你。”
杨承福为王有龄谋，与其花大价钱捐“本班尽先”，不如省些捐个“指省分发”，州县分发省份，抽签决定，各凭运气，“指省分发，便可有所趋避，杨承福要他报捐时指明分发江苏。
“我们大人是江苏学政，身分与江苏巡抚、江宁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也要买帐。你分发到了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一说，巡抚或者藩台那里关照一声，不出三个月，包你‘挂牌’署缺，缺分好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
了。“
这真是天外飞来奇遇！王有龄笑得合不优口，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在想，他家“大人”不知叫什么名字？想问出口来，又觉不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岂非笑话。
杨承福还怕他不相信，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有我从中说话，事情一定成功。”
酒到微醺，谈兴愈豪，杨承福虽的“底下人”的身分，却不是那干粗活的杂役，一样知书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京里官场的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都是此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的出身交游，他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承福非常痛快，越觉得酒逢知己，人生难得。
“我们大人的人缘最好。在同年当中，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同年都肯照应他。‘散馆’以后，不过十年的功夫，就当到侍郎。如果不是四年前老太爷故世，丁忧闲了两年多，现在一定升尚书了。”
听到“散馆”两个字，便知是个翰林，王有龄问道：“你家大人是哪一科？”
“道光十五年乙未。这一榜是‘龙虎榜’，现在顶顶红了。”
杨承福兴高采烈地说：“我家大人是二甲四十九名，点了翰林。
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官运是他顶好，现在红得很，军机处里一把抓。“
这话似乎不能相信。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要讲资格，彭蕴章就算飞黄腾达，异乎常人，在军机上也是后进，怎么会“一把抓”呢？
“这我倒要请教了，”他说，“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
“不错，有好几位。不过前面的几位现在都不管事。资格最老的是赛尚阿赛大人，派到广西打‘长毛’，吃了败仗，革职了。
还有位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了病假，剩下就是祁隽藻祁大入，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郑亲王家的那个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专门与他作对，灰心得很，越发不愿管事。
这一来，就轮着彭大人，以下也还有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进军机在后，凡事总要退让一步，听彭大人作主。“
“怪不得！有这么硬的靠山。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了。”
王有龄又问：“丁忧服满起复，仍旧是兵部侍郎？”
“调了。调户部，‘兼管钱法堂’，好差使！不是自己人照应，哪里轮得到。”
说来说去，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王有龄心里痒痒地，但越说越不宜开口动问。等饭罢订了后约，杨承福刚刚告辞，王有龄跟着也上了街。
他上街是要去买一部书。这部书在通都大邑都有得卖，京城里琉璃厂荣主斋刻印的《爵秩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咸丰壬子年夏季的，一本是秋季的，翻到户部这一栏一看，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汉缺的户部尚书和侍郎是孙瑞珍、王庆云、何桂清。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
“奇怪啊？是这个何桂清吗？”王有龄喃喃自问，“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他呢？”
王有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但也乱得厉害。他急需找个清静地方
去好好想一想。
回到客店，王有龄关门躺在炕上，细恩往事。有了几分酒意，兼以骤遇意想不到的情形，脑中乱得厉害，好外，才从一团乱丝中抽出一个头绪。
这个头绪从他随父初到云南时开始。王有龄的父亲单名燮，字梅林，家贫力学，很受人尊敬，嘉庆二十三年中了福建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悉索敝赋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荐了他的卷子，主司不取。贫土落第，境况凄凉，幸好原任福建巡抚颜检已调升直隶总督，他本来就看重王燮，便把他招入幕府，这原是极好的一个机会，一面有束修收入可以养家，一面就近再等下一科的会试，免了一番长途跨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仰屋兴嗟。
下想到了道光三年，王燮的曾祖母故世，奔丧回籍。会试三年一科，连番耽误，已人中年，就算中了进士，榜下即用，也不过当六部的司官或者州县，那问不就了“大挑”一途？
“大挑”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钦命工公大臣挑选，第一要仪表出众，第二要言语便给。王燮这两项都够条件，加以笔下来得，而且当过督署的幕府，公事熟悉，更不待言，因此而中“一等”，分发云南。
王燮携眷到了云南，随即奉委署理曲靖府同知，迁转各县，最后调署首县昆明。有一天从外面回衙，轿子抬人大门，听见门房里有人在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精义都念了出来，不由得大为欣赏。
回到上房，他便问听差，“门房里在念书的少年是谁啊？”
“是‘门稿’老何的儿子。”
“噢，念得好啊！找来我看看。”
于是把老何的儿子去找了来，王燮看他才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细看一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越发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