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
“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佯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绝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赚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
“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
“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镰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伤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贴”说得冠冕堂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认为言之有
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昰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官，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延。
朝延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既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袁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足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凯连秀才部不是，不过捐了个监生，照例可应北闹——顺天乡试。
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长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凯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和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凯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凯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
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
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王午，“子午卯西，大比之年”，袁世凯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须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的找了袁世凯做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了。
七月十三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在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象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归政，而李熙懦弱，大权落入工妃闵氏手中，“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跟闵妃争权。那闵妃象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一些人，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不分先后，而闵妃的密使一来，情势就不同了。
这些密使谒见吴长庆、丁汝昌，说日本与李昰应已有勾结。哪一个的军队先到朝鲜京城汉城，哪一国便控制了整个局势。这就象楚汉相争，先入咸阳为胜是一样的道理。
“为今之计，我们劝天朝大军，乘黑夜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以抵达。这条间道捷径是日本人所不知道的。”
“主意是很好，可是这一昼夜的供应呢？士兵不能不吃饭啊！”
“请放心。”闵妃的密使说：“沿途都设备好了。”
吴长庆大喜，立即召集张謇及马建忠密议，决定接受闵妃的计划，先派五百人连夜登陆，另派一千人在黎明下船，其余守在船上等命。
密议既定，吴长庆在招商局轮船的大餐间点兵发令。
这本来应该是士气昂扬、踊跃争先的一个场面，不过吴长庆下达了命令，肃静无声，约有五分钟之久，这一下气氛便显得很僵硬了。
终于有个姓刘的帮带，凑到吴长庆面前低声说道：“本营都是陆军，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轮船刚停下来，弟兄晕船的很多，能不能请大帅体谅，让大家休息一夜，到天亮再上岸。”
此言一出，吴长庆即时变色，偏偏另外还有同样的请求，吴长庆勃然大怒，拍桌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敢不遵我的命令，莫非不知道军法？”说着，要拨令箭斩那个刘帮带。
张謇在旁，不等他再开口抢着说道，“大帅，刘帮带不宜再带兵了，另外派人吧！”
“派谁呢？”
“我看袁世凯可以接替。”
“好！”吴长庆向左右说道：“把姓刘的先看管起来，等我办完了大事再来处置。”
这时袁世凯已得到通知，进来行了礼，张謇说道：“大帅有差使派给你，你仔细听着。”
吴长庆接口下令：“刘帮带不遵命令，我已把他革职看管，现在派你为帮带，接管他的队伍，即刻预备，半点钟以后，先领一营人，坐朝鲜派来的船登陆，由朝鲜向导带领，连夜行军。袁世凯，这个差使，你担当得下来，担当不下来？”
“能担当。”
“好！你部下如有人不遵命，违反军法，准你先斩后报。”说着，吴长庆将手中的令箭，往前一递。
袁世凯接令在手，高声答道：“遵大帅将令。”
半点钟不到，袁世凯已扎束停当，草鞋短裤，干净利落，进来向吴长庆禀报：“已经跟朝鲜的译官商量决走，登陆后连夜急行军，天明到果山早饭，在那里恭候大帅驾临。”
辞行既毕，立即下船。到得天亮，吴长庆亲统两营，接续前进，中午抵达果山，袁世凯下马迎谒，说已派先锋五百人，由营官率领先走，他特为在此候驾。
“路上怎么样？”
“一路平安，朝鲜的供应很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
“好！”吴长庆又问，“还有什么事要报告的？”
“士兵的纪律不大好，抢民间的东西，还有对妇女无礼，王师戡乱，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世凯已遵大帅将令，就地正法了七个人。”
一听这话，吴长庆放心了。原以为他不会带兵，现在看来，倒真不愧将门之后，当下慰勉了一番，关照袁世凯继续前进。
当天深夜，先锋五百人到了汉城，在南门扎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吴长庆亲统的一千人亦复疾驰而至。在距汉城七里的屯子山扎下大营。其是“大院君”李昰应已经得到消息，派了他的儿子大将军李载冕来见吴长庆，表示慰劳。吴长庆亦很客气地敷衍了一番，等李载冕一走，立刻进城去拜访李歪应，作礼貌上的周旋。
出城回大营以后，吴长庆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及幕僚密商，马建忠建议，擒贼擒王，等李歪应来回拜时，设法扣留，送往天津，以寒乱党之胆。倘或乱党不受安抚，再行进剿。
吴长庆认为此计大妙，其余的人众都同意，于是密密部署，设下了陷阱，只等李昰应来自投。
李昰应来回拜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带的卫队有数十名之多，接入帐内，由张謇与马建忠二人，与李昰应笔谈，这样交换意见，即令是泛泛的寒暄，一来一往，亦很费事。等营外李昰应的卫队被隔离开来，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吴长庆便即说道：“本人奉朝廷之命传旨，着贵藩亲自到北京，面陈乱党的一切。”
说完，也不管李昰应听得懂听不懂，由马建忠扶起李昰应出营，外面有一顶轿子，将他塞入轿内，抬起便走，健卒百余人前后夹护，连夜冒雨急驰一百二十里，第二天一早到南阳港口，登上威远兵轮，李昰应才知道是怎么
回事。
下一个目标是李昰应的长子，亦即朝鲜国王李熙的胞兄李载冕，据说，乱党是由他指挥的。吴长庆派袁世凯领兵入城，逮捕了李载冕，而乱党却已逃散了。
当天晚上，吴长庆接到李熙的密报，乱党是屯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利泰院，一个叫枉寻里。枉寻里就在吴长庆大营附近，便由他亲自出马，利泰院的任务派了袁世凯，乘黑夜奇袭，抓了一百多人，其余的乌合之众纷纷走避，在寻里的情形亦差不多。等日军三千人沿大路开到汉城，局势已经平定了。
这一来，日军便没有再进城的理由，为了避免与清军冲突，驻扎在城外。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亦回汉城，向朝鲜提出赔偿的交涉。这不是吴长庆的事，他将大营移驻东门外关帝庙以后，随即行文北洋，奏请论功行赏。
四移花接木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袁世凯却怀着鬼胎，但亦无法，只好等纰漏出来以后再来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为吴长庆办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周家禄，将他找了去有话问。
“慰亭，”他问：“你是中书科中书？”
“怎么样？”袁世凯不置可否，先打听出了什么事。
“你看！”
是北洋来的公事，说庆军保奖一案，中书科中书袁世凯，保升同知，业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档册，中书科中书并无袁世凯其人，请饬该员申复云云。
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平地起楼台，搞了个五品同知，这个职务是武职，故别称“司马”，但官却是文官，前程无量，比二、三品的副将、参将还值钱，忧的是资历上的中书科中书原是假冒的，这个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梦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却很沉着，“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说：“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着猜，你当初拿来的那张捐官的‘部照’，姓不错，是袁，名字不是，当然是借来的。”
“是，是，周先生明见万里。这件事，”他打了个千说：“请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说，据实呈复，连庆公都要担个失察的处分。”周家禄紧接着说：“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容易，一个麻烦，要你自己挑。”
“那请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样的两个办法。”
“先说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禄说：“这个办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我也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凯为袁某某的改名。恢复原名即可。”
袁世凯不愿用这个容易方便的法子，因为他在朝鲜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关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总理衙门章京，都知道有个在朝鲜立了功的袁世凯，一改名字，区区同知，有谁知道。
不过他拒绝的理由，却不是这么说，“周先生，实不相瞒，”他说，“原来的部照，是我一个堂侄子的，此人业已去世，恢复原名，有许多意外的纠葛。请说难的那个办法吧！”
“难的那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动。吏部那些书办，花样之多，意想不到，他们一定有办法，不过‘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你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办。”
“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办。”
“好！我暂且把公事压下来，等你到吏部活动，看结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谢，多谢。”
“慰亭！”周家禄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说完，拈起笔来，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纸，一挥而就。袁世凯接过来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一时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等他念完，周家禄哈哈大笑，袁世凯也只好陪着干笑几声，以示洒脱。
回到自己营帐，袁世凯自然而然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个
举人，办事很扎实，托他去活动，万无一失。只显照周家禄说，花费需一千两银子，款从何出，却费思量。
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张謇。他兼管着支应所、粮饷出入，大权在握，只要他点头，一千两银子就有着落了。
见面招呼，一声“张先生！”张謇便是一愣，原来他称周家禄是“周先生”，叫张謇一向只“老师”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还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时不便责问，只冷冷地笑一声：“有何见教？”
袁世凯也发觉自己错了，但亦不愿再改口，只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请张謇“成全”。
“成全不敢当，不过既然是朋友，理当相助。支应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给你，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公费每月二百两，你写五张‘领结’来，我把你的五个月公费先发给你。”
“好！请问领结如何写法？”
本来“印结”之结，当作承认事情已经结束来解释，辞句上不大好听，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袁世凯心里有病，将张謇所开的印结式样，拿回去一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领到某月份公费银二百两，当面点清，成色分两，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决不致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倒象防他会耍赖似地，心里已经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当作作官秘诀来用的《六部成语》、其中“吏部”有一条常用的叫做“甘结”，注解是：“凡官府断案既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画花押，谓之甘结。”
顿时大为光火，原来所谓印结是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过画花押改为铃印而已，他觉得支应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
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
“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闹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分，赴北闹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领据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之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忞，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词，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琉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虔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
“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 今科恐怕无望。”
“不然。”柯绍忞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透’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闹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阑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字“ 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
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 嗐，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
徐世昌指着签词：“ ‘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肚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分，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走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是不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
“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
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
“这是吏部文选司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不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
“老何原藉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
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
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
“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 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
“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
“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即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须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
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办书，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尽管衣着比纨垮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走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
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展，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